最近一次威尼斯狂欢节，几个带着鸟嘴面具身披黑色罩袍的人，站在圣马可广场前，时间是2020年2月25日。在一些有关历史题材的当代影视作品中，以及西方一些国家流行的狂欢节或化妆舞会中，鸟嘴人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形象。实际上，在17-18世纪，鸟嘴面具与罩袍是瘟疫医生的象征。
庚子大疫，新冠病毒重创人类社会。一开始世人还以为只是某座城市出了问题，对疫情的严重性和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不以为然，甚至嘲讽和攻击，然而不久就尝到苦果。对于头图的这几位鸟嘴人，我愿意往好处揣度，他们是在以游戏的方式提醒世人，不要幸灾乐祸，不要掉以轻心，人类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荼毒殷鉴不远。鸟嘴面具与罩袍是17-18世纪瘟疫医生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后来各种防毒装束的前身。
从安东尼瘟疫说起，这个叫做Covid-19的病毒尚未大规模蔓延的时候，一位署名丹尼尔的作者推出了一篇美文，透过世界名画介绍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八次大瘟疫，融知识、艺术和历史于一体，图文并茂，堪称应时应景的佳作。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称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普桑的《阿什杜德的瘟疫》，真实描述了公元2世纪中叶，古罗马安东尼大帝执政时期，突然爆发的‘安东尼瘟疫’，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所谓‘安东尼瘟疫’，爆发于公元165年前后，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末年。当时罗马大将卡西乌斯率领的东征军队，在叙利亚与安息帝国作战，攻陷并焚毁了塞琉西亚和泰西封这两座城市，但因受到疫情的影响只好撤军。撤退回来的士兵把病菌带回意大利半岛，不久瘟疫就席卷整个帝国，连高卢、日耳曼地区和其他海外行省都没能幸免，整个疫情肆虐时间长达七八年。
由于疫情发生在罗马帝国的第16位皇帝马库斯·奥里略·安东尼在位期间，后人就将这次传染病大流行称为‘安东尼瘟疫’。根据当时人的记载，高峰时罗马城每天有2000人死于瘟疫。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专家们对死于这场瘟疫的人口总数颇有争议，一般认为在350万至500万之间。在古代西方被称为‘医圣’的盖伦，经历了这一劫难并留下宝贵的观察与诊治记录，因此也有人将这场流行病称为‘盖伦瘟疫’或‘罗马瘟疫’。
除了盖伦，当时其他一些人，如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也记录了这场灾难。至于此次疫病的性质，后世学者有不同的推测，根根据盖伦对病状的描述，很可能是天花或麻疹。
有人认为疫情造成的人口下降，是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原因。其实安东尼治下的帝国仍处于盛期，他是所谓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因信奉斯多葛哲学而被人被称为‘哲学家皇帝’，他在位时还曾派遣使节来到东汉的都城洛阳。
按照英国著名史家爱德华·吉本的说法，五贤帝时代是历史上人类最为繁荣的时代，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受到绝对权力的统治，其指导方针是德行和智慧，这些君主勤劳国事，功成名就是他们最大的报酬，乐于见到治下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
从安东尼亡故到西罗马帝国灭亡有将近300年的时间，其中还出现过一些有作为的君主，还有改革、中兴以及基督教正统化等重大事件。
吉本以‘安东尼时代’为前三章展开其皇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囫囵吞枣读其书者遂将帝国的衰落归始于这场瘟疫。还有一个传言称奥里略·安东尼本人就是死于这场瘟疫的，其实染疾身亡的是他的弟弟路奇乌斯·维鲁斯。前述丹尼尔的文章提到‘先是维鲁斯大帝于公元169年染病身亡，紧接着其继承人安东尼大帝在公元180年，也因传染而难逃厄运’，就是不谙史实引起的误解。
公元161年罗马元老院推选安东尼为皇帝，但他执意要与弟弟维鲁斯共享帝尊，于是罗马帝国首度出现多帝共治的局面。不过实际掌握帝国大权的是哥哥安东尼——套用今日某些官场说法，兄弟俩同为‘正国级’，安东尼的头衔后面还要加上括号注明‘主持全面工作’。公元169年，维鲁斯率军从多瑙河流域返回罗马途中死去，当时说是食物中毒，学者们相信是死于瘟疫；而安东尼辞世的180年，疫情已经结束了。
《圣经》中的瘟疫‘阿什杜德的瘟疫’之说源自《圣经》。阿什杜德是濒临地中海的一座城镇，中文《圣经》译作亚实突，古代曾为犹太人的仇敌非利士人的居住地，现在是以色列第六大城和第一大海港。根据《旧约·撒母耳记》，非利士人将以色列人珍藏神示十诫与其他神器的约柜掳到阿什杜德，震怒之下的耶和华摧毁了非利士人的达贡神庙，又降下瘟疫来惩罚他们，全城悲号，哀鸿遍野。
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脓疮。亚实突和亚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惊恐万分的非利士人，只好将约柜奉还，并用五只金老鼠和五个金疙瘩作为赔罪贡品。因为非利士人的五个部族分别居住在五个市镇，金疙瘩代表肿瘤，老鼠暗示瘟疫传播的媒介——当然这是后人的解释，《撒母耳记》的作者是否知道这一点值得怀疑。
普桑是古典主义画派大师，他的《阿什杜德的瘟疫》生动描绘了非利士人遭受惩罚的情景，此画又名《达贡神庙中的约柜奇迹》，与上文说的‘安东尼瘟疫’毫无关系。画面左侧可见达贡神庙，折断的廊柱和残缺的石像表明它已遭到破坏，前端则露出赭红色的约柜。一位身着白袍的人应该是当地的祭司，正向一群惊慌失措的非利士人讲述着可怕的经过。
《圣经》中还有一段更出名的文字涉及瘟疫，见于《旧约·出埃及记》。传说耶和华为了惩罚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迫害，在埃及降下十大灾祸，即水变血之灾、蛙灾、虱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雹灾、蝗灾、黑暗之灾、长子及头生牲畜必死之灾；其中疮灾和畜疫之灾都是瘟疫，虱灾、蝇灾也有一定关系。
米兰瘟疫与普桑的表现普桑虽是法国人，一生却有超过一半时间在意大利度过。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鼠疫，维罗纳、米兰、威尼斯等城遭到重创，这就是‘米兰大瘟疫’。普桑当时住在罗马，接受一位西西里商人的订单绘制了《阿什杜德的瘟疫》。研究者发现，画家对鼠疫灾难的描绘相当准确，这恐怕得益于他能够就地获得有关疫情的最新资讯。
伦敦大瘟疫1665-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在科学史上经常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的剑桥大学被迫关门，刚读完本科的牛顿回到家乡伍尔索普，避疫期间完成了微积分、光的解析以及万有引力定律三大贡献。
牛顿在乡下老家的日常饮食起居是怎样的，似乎没有多少可靠的信息；可以猜想，假如他待在距离伦敦不远的剑桥学院里，啃着希腊数学大师的经典，享受着三一学院优等毕业生的安逸生活，1666年多半就不会是科学史上的‘奇迹年’。
现在知道，伦敦大瘟疫是类似中世纪晚期流行的黑死病那样的淋巴腺鼠疫，虽然没有后者流行的时间长，仍然导致近10万人丧生。
疫情高峰期，伦敦地区每周死亡人数达到7000多，估计死亡总数超过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由于对疫情的原因缺乏了解，民间充满谣言并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例如有人归罪于犹太人，于是有些地方出现排犹倾向；有人说女巫化身为猫在捉弄人类，对猫的无情扑杀导致老鼠更快繁殖；有人说全民喷云吐雾可以抵御疫病，于是鼓励市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吸食烟草。
伦敦市政当局与周边乡镇也采取了一些还算靠谱的应对措施，包括紧急聘用瘟疫医生，有组织地搬运和处理尸体，在街头点燃大火并焚烧具有强烈刺激气味的药草等。
鸟嘴人：瘟疫医生瘟疫医生是黑死病大流行时的产物，有些市镇当局或市民团体雇佣医生来治疗黑死病患者。除了较丰厚的酬金外，‘瘟疫医生’的头衔也是一种荣誉。有些著名的医生，如瑞士人帕拉塞尔苏斯、法国人帕雷、爱尔兰人格拉卡努斯就都当过瘟疫医生。17世纪以前的瘟疫医生都穿着厚重布料缝制的防护服，但是没有统一的样式。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套服装还是具有一定防疫作用的：长袍由多层厚实的布料制成，外面涂着蜡，可以避免跳蚤吸附或患者体液的沾染；头具的眼睛部位装着透明的玻璃，可以隔绝患者与尸体的组织液、血液或飞沫；鸟喙状的凸起内部填有樟脑、丁香、鸦片酊、玫瑰花瓣等能够散发芳香气味的药物，以减缓尸体与病人坏死组织发出的恶臭；尖尖的鸟嘴以及医生手中的木杖，都足以使病人与医生保持起码的距离；还有一种说法称木杖是用来鞭打病人的，因为当时人们相信瘟疫是上天的惩罚，病人通过鞭笞才能获得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