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今的学生来说，高考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关口。能够顺利通过高考，进入心仪的大学，可以说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自然值得亲朋好友汇聚一堂，分享喜悦。面对商机，各大酒楼饭店纷纷打出“升学宴”的旗号，引领了一波消费潮流，“升学宴”也成为社会热议的“后高考现象”。其实“升学宴”古已有之，而且名目之多、排场之大、气氛之热烈，远非今日“升学宴”可比。
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来，便成为后世王朝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科举考试不仅关系到国家的人才储备和考生个人的前途命运，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一次盛典与狂欢。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进士向来被视为“公卿之选”，及第之后自然是官场得意，平步青云，因此，新科进士们总要大肆庆祝一番。唐代著名诗人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反映的就是进士们登龙门之后一系列的游宴活动。
在这一场场的宴会之中，有几个比较固定的名目，如杏园宴、牡丹宴、相识宴、打毬宴、看佛牙宴、月灯宴、樱桃宴、闻喜宴、烧尾宴，等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曲江宴。《唐摭言》记述说，在举行曲江宴时，“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整个长安城都处于沸腾的状态。
时至宋代，进士的地位更高。诗人杨万里诗曰：“殿上传胪第一声，殿前拭目万人惊。名登龙虎黄金榜，人在烟霄白玉京。”名列金榜简直如位列仙班一样。
在宴会组织上，也一改唐代进士自行组织的情况，改由皇家赐宴。为人熟知的琼林宴，因在宋代皇帝的私家园林——琼林苑中举行而得名。虽然宋代宴会名目相对唐代减少，但是宴会规格更高。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趋于稳定与成熟，形成了乡试、会试与殿试三级考试模式。
各省组织乡试之后，要为中举的举子举行鹿鸣宴，一是取“鹿”“禄”谐音，祝愿新晋举子来年殿试高中，将来高官厚禄；二是借群鹿分享食物的美德，委婉劝诫举子飞黄腾达之后能够不忘桑梓，造福乡里。殿试发榜之后，新科进士还能享受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等高级待遇。
与如今的“升学宴”气氛略显随意不同，古代的“升学宴”虽然热闹，却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范。
在唐代，期集（特指唐宋时进士及第后按惯例聚集游宴）还只是进士同年之间的私人社交活动，但繁文缛节已是不少，进士们记的也不是十分清楚。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唐代的民间经济组织——进士团就应运而生。进士团专门负责组织进士的宴饮活动，引导进士们按照固定的礼仪规范拜见座主，交谊同年。如此一来，唐代进士期集期间，大大小小的宴会也承载着不同的礼仪功能。
如上文所言，时至宋代，“天子门生”的观念大盛，进士期集也不再是及第进士们私下的活动，而是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庆典。皇帝不仅要举行琼林宴，宴请新科进士，还要参与进士期集的管理，因而相对于唐代，宋代的进士宴会礼仪性更加突出。据祝尚书教授研究，北宋时期，朝廷尚用唐制，各地在发解举子到省之前,州郡长官或转运司照例要为他们饯行。“靖康之难”以后，随着学校的重建，鹿鸣宴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在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礼部还下发了《乡饮酒矩范仪制》，在仪制上对全国各地举行的鹿鸣宴进行统一。比如，仅鹿鸣宴一场宴会就包含了12个流程，且因为规定行礼时的主人“州以郡守,县以县令”，都是以当地主政的父母官为主，所以这些流程更不能随意简化，必须照章执行。无故缺席鹿鸣宴的人，还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当然，由于礼仪规制太过繁琐，鹿鸣宴已遭到时人批评。
南宋大儒朱熹就认为鹿鸣宴繁文缛节过多，简直是强人所难，不如简化仪制。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地方举办的鹿鸣宴就有这么多的规矩，更何况是由皇帝主导的全国性的琼林宴！南宋文天祥状元及第时，留下《御赐琼林宴恭和诗》，诗中写道：“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短短五十余字，琼林宴的恢弘场面跃然纸上。
与今日“升学宴”多在饭店酒楼中举行不同，古人的宴会地点多选在花繁水秀的名苑之中。唐代最为人重视的曲江宴，即因举办于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池而得名。曲江池原名芙蓉池，烟水明媚，水道曲折，两岸花卉繁茂，是唐代著名的风景名胜。除此之外，唐代还有杏园宴。杏园宴的地点选在曲江池附近的杏园内。其他诸如牡丹宴、月灯宴等，从名称即可看出是以观赏牡丹、月灯为由头的宴会。宋代琼林宴，地址便选在宋代的皇家园林——琼林苑。
古代的“升学宴”作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伴生产物，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也愈发受到后世统治者的重视，从原来的进士间的私宴逐渐发展成为由皇帝或者地方主政长官出面主持举行的国宴、官宴。正因如此，古代“升学宴”从唐迄清也经历了如下变化，相对于唐代，一是宴会的名目由多变少；二是宴会的地点相对固定；三是宴会的规格越来越高；四是宴会的仪制愈加繁琐。
这反映的正是中国古代皇帝对进士群体的控制日渐加强，是唐宋以后皇权专制日臻顶峰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