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12月报告全球首例COVID-19病例以来，这一流行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截至2021年6月10日，全球共报告超过1.7亿多例COVID-19确诊病例，超过375万人死亡。随着更多的数据被汇编和分析，疫情对人口的巨大影响正变得越来越明显。除死亡率上升这一显而易见的人口后果外，新冠疫情也对生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2020年7月，意大利博科尼大学教授Arnstein Aassve等人在Science撰文指出，新冠疫情后全球将迎来进一步的生育分化。其中，在生育率已经非常低的高收入国家，经济衰退和相关的不确定性以及学校等公共服务的长期关闭将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而与大流行有关的经济放缓和计划生育服务中断，可能会影响中低收入国家/地区的生育率水平和趋势，导致低收入国家农村地区的生育率下降减缓。
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从2019年的1465万减少到1200万，下降18%，总和生育率也降到1.3的极低水平。笔者使用国家卫健委互联互通出生人口监测数据，分析发现年轻人群受疫情影响更为严重，2020年30岁以下妇女生育数量同比降幅最大，达23.6%，该年龄组生育的一孩数和二孩数同比分别下降了22%和26%。
2020年1-12月份分年龄组、分孩次生育数量同比变动（2019年为基年）同一数据还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的下降更多集中在第四季度，11-12月的出生同比降幅超过35%。其中，30岁以下年龄组的生育节奏严重放缓，11-12月同比降幅达30-40%。
2020年，意大利新生儿出生人数40.41万人，这是意大利连续12年出生率出现下降，比2019年减少3.23%，较2008年意大利新生儿峰值（57.66万人）下降了30%。
生育决策通常受诸多因素综合影响，例如是否做好了孕育子女的经济、心理准备，外部环境是否适宜孕育胎儿，家庭是否能够负担子女养育的成本，如何平衡子女孕育与家庭工作的关系，等等。而新冠疫情的出现，导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经济收入和未来的不安加强，推迟结婚和生育，进而影响未来出生人口，抑制整体人口增长。
具体来说，百年一遇的疫情在全球持续，导致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期性增加，人们组建家庭的意愿大幅降低和延后。
据中国民政部公布数据, 2020年全国婚姻对数同比下降12.2%，尤其是一季度下降幅度达45%。2020年登记也是1970年以来韩国新婚夫妇人数最少的一年，同比下降10.7%。法国2020年的结婚人数下降34.1%，只有14.8万对夫妇结婚，而2019年和2018年分别为22.4万对和23.4万对。
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也导致失业率和失业恐惧上升。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估计，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下降了4.3%，而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仅下降1.7%，发达国家整体GDP萎缩了5.6%，发展中国家的GDP下滑了2.5%。
2020年5月，加拿大失业率已达到13.7%的历史高位（2月份为5.6%）。挪威失业率在3月和4月疫情高峰期也已达到历史新高（10.4%）。
奥地利出现了自19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就业下降，失业率创历史新高，就业市场至少需要5年才能完全恢复。美联储预测2020年美国失业率将保持9.3%，且其中42%的失业将是永久性失业。疫情对年轻人就业的打击更为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显示，全球参加工作的18～29岁人口当中，有17.4％因疫情而失业或歇业。
由于失业导致收入损失和未来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在金融形势好转之前，建立或扩大家庭规模的计划更可能被暂停。严重而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将导致女性生育数量减少。基于28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当失业率上升时，生育率显著下降，而且经济衰退期间，失业对生育行为的负面影响会扩大。
美国学者使用2013-2018年美国生命登记数据、2003-2018年州失业率分析发现，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州出生率下降较大，而且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出生率将降低1.2%。在此意义上，本次疫情后各国出生数的下降，似乎更应被视为经济衰退引起收入下降导致的后果。
尽管低生育国家大多出现了出生数量的下降，但各国危机前的经济、人口和政策背景不同，新冠肺炎大流行对各国生育的影响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调查显示，在家庭支持政策较完善的国家，生育意愿降低的幅度相对小。
在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进行的疫情前后生育意愿调查显示，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青年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儿童保育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均较差，且疫情前儿童保育服务对祖辈的高度依赖由于社交隔离的政策无法继续，导致这两国年轻人更倾向于放弃生育计划——意大利和西班分别有36.51%和近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放弃了原有的生育计划。
在家庭政策较为完善的法国和北欧国家，疫情对生育的影响相对较小，生育的下降幅度相对较缓，丹麦、芬兰、荷兰和挪威的出生率在12月之前保持稳定。芬兰在疫情后甚至出现了逆势增加，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期间出生增加了1.9%至10%。
德国也是少见的疫情生育率上升的国家之一。从2020年12月到今年2月，德国出生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0.8%。
目前德国的生育率为每名妇女生育1.59个孩子，在欧洲处于中游水平，但与处于欧洲生育水平后排的过去相比有较大提升，这与近十多年来德国实施慷慨的育儿激励政策和向妇女儿童友好型社会环境转变有着紧密联系。2007年德国引入带薪育儿产假制度和基于收入的14个月父母津贴，并为休产假的父亲留出两个月额外假期。德国政府还投资扩建儿童保育配套设施。
2013年开始，德国所有1岁及以上学龄前儿童都拥有了获得公共托儿所名额的合法权利。儿童托育服务和育儿假福利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儿童入托率和父亲休育儿假的比例，托儿所的覆盖率提高到了35%，德国父亲休育儿假的比例从十五年前的3%提升到35%，这部分缓冲了疫情的影响。
但也有专家认为，部分国家出生数量的增加也有可能是由于其2019年的生育率已创历史新低所致。
历史研究证明，高死亡率的灾难性事件发生一年后生育率会逐渐回升，以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为例，瑞典、挪威、日本、台湾等国家/地区在流感疫情爆发后生育率下降，此后1-5年开始上升，迎来了“婴儿潮”。
不过，历史上生育率之所以能在饥荒、流感、大萧条、战争等灾难性事件后反弹至期初水平，原因在于当时结婚率高、现代避孕技术尚未普及、非婚比例和初婚年龄都较低，灾难性事件对生育率的抑制是短暂的，社会经济稳定后就可以回升。
考虑到当前与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存在非常大差异，不同国家的生育率转变阶段也非常不同，可以说以往流行病对生育的影响结论，对于我们判断本次新冠疫情后生育的变动趋势能提供的借鉴将较为有限。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界经济、科技和教育空前发展，现代避孕措施快速普及以及新生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婚育时间不断推迟、生育期缩短，非婚比例不断攀升，世界生育率下降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蔓延和深化。
东亚、南欧和中欧、东欧和东南欧部分地区甚至处于1.0-1.4的超低生育水平。低生育背景下新冠疫情对生育的负面影响会更加被放大。
近年来，虽然有SARS、寨卡病毒和埃博拉影响生育率的案例可以作为参考，但是新冠疫情对人口的影响与这三种疾病也存在较大差异，表现为新冠疫情更多对老年人产生影响，而育龄群体的死亡率和发病率相对较低，低儿童死亡率导致所谓的补偿生育也相应较少。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过去在战争、经济危机和灾害后曾出现的婴儿潮，可能不会在新冠疫情趋势得到好转之后发生。
迄今为止，关于新冠疫情对当前和未来生育趋势影响的证据仍非常有限，人们关于本次疫情对生育影响的认识还严重不足。随着疫苗的提供、公共卫生实践的改善、社会行为的变化以及群体免疫的前景，新冠疫情对人口的影响似乎正在慢慢减弱。但变异病毒的出现和传播扩散，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再次出现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的情况，对未来的不安并未消除。
因此，仍需持续了解这一重大流行病对生育的影响机制、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等。而每个国家的识字率、计划生育率、疾病传播率、死亡率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国出生和生育的预测轨迹会有所不同。对变动轨迹的预估也高度依赖各国出生登记和生命登记数据收集。世界各国也应根据自身情况积极调整相关政策，通过相关政策缓和新冠疫情对社会和家庭的不利影响。
而对于中国来说，疫情危机与生育下降的长期趋势叠加，对中国婚育的抑制性影响既全面又广泛，加速了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率的下行。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的政策努力非常紧迫。
笔者认为，需要加强对生育态势的密切监测，深化疫情前后的生育意愿研究，短期要千方百计保就业，增强群众的收入预期，降低生活的不确定性，缓解家庭的生育焦虑，使因疫情而短期推迟的生育计划得以实现。
中长期要实施更加积极的生育支持措施，推进性别平等，减少就业等方面的性别歧视，通过建立价廉质优的0-3岁孩子的普惠托育服务系统，缓解家庭工作冲突, 落实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民生政策，切实破解“不敢生”“生不起”“没人带”等问题，减少人们生孩子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