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正如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在《科学》月刊上撰文指出：“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对于一个产业落伍的中国，未来建设当中，科学家无疑将处于异常重要的地位。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这段话反映了科学界对新中国的热切期待，道出了许多科学家的共同心声。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百上千的海外学子，向着新生的共和国归来。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和抗战结束后，通过政府公派和自费留学等渠道，大批留学生赴欧美留学，仅1946年就有1800余人。据统计，1949年我国滞留海外的留学生有5600余人，其中又以留美学生最多。1949年6月，一些党员留学生和亲近共产党的留学生发起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
他们积极活动、联络同学，介绍国内局势的新进展，发起回国运动。因应这一形势，国内有关方面先是委托科代会筹备秘书处代为处理留学生事务，继而在1949年12月，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17个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主要办理留学生归国初期的登记、招待和介绍工作以及学习，调查尚在海外的留学生情况，争取和帮助他们回国。这个组织在留学生归国和工作安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多方阻挠和限制中国留学生归国，包括扣留钱学森、阻止赵忠尧等知名科学家回国。我国政府多次向美方交涉和进行非正式会谈，至1955年4月，美国政府终于发布公告，允许留美中国学人自由离境回国。据统计，从1949年至1956年有2000余人陆续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下面两张照片，前者是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归国的中国留学生，于1950年9月18日在抵达香港前在船尾的合影，当时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大家喜形于色；后者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的归国留学生于1950年9月27日在旧金山启程前的合影，出发在即，大家满怀期待。
这两艘上世纪40年代建成的邮轮是当时连接中美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从旧金山起航，途经洛杉矶、夏威夷、日本横滨和菲律宾马尼拉，最后抵达目的地香港，航行单程约需三周。威尔逊总统号上的归国留学生有130人，是历次船次中归国人数最多的一次；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归国留学生有近百人，在历次归国船次中人数名列第三。
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邓稼先、叶笃正、涂光炽、傅鹰、鲍文奎等著名科学家，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吴良镛、王守武、吴大昌等著名科学家。先后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归国的还有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朱光亚等后来家喻户晓的科学家。上世纪50年代初归国的约2000名留学生中，以工科、理科和医科、农科居多。
他们中有出生于1910年代的已成名科学家如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等人，更多的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分属于我国第二、三代科学家，人数远远超过第一代科学家。他们的归国成倍地壮大了我国的科研骨干队伍。他们迅速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领域的科研带头人，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各领域的主要奠基人。
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就有钱学森、郭永怀、任新民、邓稼先、程开甲、杨嘉墀、王希季、姚桐斌、陈能宽、吴定良、朱光亚等11人属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归国科学家；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又有叶笃正、闵恩泽、徐光宪、师昌绪、吴良镛、谢家麟、郑哲敏、张存浩、程开甲等9位上世纪50年代归国科学家获此荣誉。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科技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