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纽约州贝斯佩奇市的珍妮弗·斯克鲁格斯有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今年1月，女儿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于是斯克鲁格斯开始给家里消毒。但她却发现自己闻不到消毒液的味道。“呃哦，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她回忆道，“所以我也去做了检测，果然是阳性。”
斯克鲁格斯在美国犹太保健集团做行政工作，这是一个囊括了医院与诊所的医疗网络，总部位于纽约长岛。
她听说集团正在招募未住院的新冠患者参与临床试验，研究法莫替丁能否能缓解感染的症状。这项为期一个月的研究会将所需的物资寄到她家门口——药、测量呼吸容量和氧饱和度的仪器、一台秤、健康状况追踪仪器以及一部平板电脑。各种仪器的读数会通过蓝牙传到平板电脑，再上传给研究组。每周还会有一名穿戴防护服的医务人员来到她家抽取血样。“坦白讲，流程非常简单。”斯克鲁格斯说。
在疫情早期，出于安全考虑，医学研究基本中断。
根据一项分析，近6000项与新冠无关的临床试验在2020年的前5个月中止，这个数字是平时的2倍左右。但是疫情暴发同样加速了研究方法转向数字化和远程化。研究者越过诸多约束修改了研究设计，将实验带到患者身边，而不是让患者前去参加实验。繁琐的流程一直在阻碍人们参与前沿研究，科学家也希望证明，实验流程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得到改进，以适应后疫情时代。“新冠带来的一个经验是，快速研究是可行的。
”心脏病学家约翰·H.亚历山大说，他是杜克大学临床研究所的教授。
去年开始的实验已经反映出了操作流程的变化。法莫替丁研究的原始计划是让参与者前往一家诊所。“但是我们知道，患者在家中等待新冠康复的过程中，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出门采血或者接受随访。因此，我们完全掉转了方案的方向。”犹太健康集团费恩斯坦研究所临床研究副所长克里斯蒂娜·布伦南说。
亚历山大还共同领导了一项规模更大的全远程实验，用来比较两种抗凝剂在装有人工主动脉瓣膜的患者中的作用。研究者分散在56个地点，患者的登记和随访完全远程进行。他说：“所有事情都通过电话完成。”
疫情来袭时，休斯顿的安德森癌症中心依然进行着数千项研究。既定流程不太可能改变，但是参加临床试验的登记和部分研究的随访过程却已经迁移到电话或视频会议。临床研究副主任珍妮弗·基廷·利顿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极度渴望做一件大事，那就是建立远程知情同意体系。现在，患者可以通过电话做这件事了，还能签署所有同意书。”
何塞·巴塞尔加在阿斯利康公司领导肿瘤学研究，他认为新冠疫情是癌症研究发生巨大变化的催化剂。他说，癌症研究经常要求患者到医院做随访和检验，但其中很多并无必要。巴塞尔加相信，可以尽量依赖远程监控心率、呼吸等生理功能，同时由患者每日上传自己的疼痛、食欲和症状等信息。这样不仅更方便，也更安全。他说：“与其等他们忍着病痛出现在急诊室，不如提前干预。”
作为“临床试验转化计划”的联合主席，亚历山大推动了医学研究实现了以上升级过程。“如果我们能让参与临床试验变得容易一些、减少一些重复，就会有更多人乐意参与。”他说。比如，为什么患者必须为了研究单独来访，为什么不能在他们前来接受常规检查的时候收集研究数据？不过，做出巨大的改变意味着对抗根深蒂固的底层结构，他担心，疫情结束时，现在的进步就会衰退。巴塞尔加则更乐观：“我们绝不会回到‘过去的那种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