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逛城市”，在历史上不是头一次。十五头野象在云南一路北上的新闻热度居高不下，观众的心情也从最初的新鲜兴奋、在线围观转变为对象群和沿途居民安全的担心。新闻报道称，在象群40多天的迁徙时间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近680万元，所幸尚未造成人员伤亡；而象们一路向北，距离适合的栖息地越来越远，命运未卜，令人更为忧虑。
应该说，这些象已经足够幸运。
在之前几千年的时间内，中国境内的亚洲象被一步步挤出人类占有的地域，在事关生存的对决中，象与人的冲突以象的彻底失败告终，在被捧为皇家祥瑞和威严化身的同时，更多的象死于杀戮。有人认为河南省的简称“豫”这个字来自于人牵象的造型。在商代，今天的河南一带仍然不乏象群。甲骨卜辞里经常可见关于猎象的占卜，例如：“贞令目象，若”，意思就是令人去侦察大象的行踪，因为这一工作危险系数很高，所以需要占卜会不会顺利。
《吕氏春秋》里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有人将其解释为商朝人已经掌握了驯象技巧，用来攻打东夷，另一种不同的解释是，商人并不是驯象作为战斗工具，“为虐于东夷”的意思是他们经常向产象的东夷索取和象有关的进贡，令东夷不胜其苦。而且如果商人真能驯象为兵，那被周人打败就很难解释了（总不能说姜子牙有高达）。殷墟出土的文物中，象牙制品的数量和种类都相当可观。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中原一带已经很难见到活的象了，所以韩非子写道：“人希见生象也，得死象图之，按其图以想其生，故人所意想者皆谓之象。”这就是“想象”一词的由来。《尔雅》里将“梁山之犀象”定义为南方的特产，这里的梁山并不是固定的一座山，而是对南方山地的统称。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特别是人口密度小、植被茂盛的地方，至迟到东汉时期仍然有较多的象。
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的《禹贡》里，扬州（今淮河下游到长江三角洲一带）、荆州（大约包括了今天的湖北和湖南）都盛产象牙。
王莽执掌新朝时，也有关于他选拔出“长人巨无霸（不是汉堡）”，能够驱使虎豹犀象的记载。到了东晋时期，史书里尚有南越进贡“驯象”的描述，这些象可以为皇帝出行做前导，还能用来试验桥梁的承重能力，后来却因为伤人而被杀，朝廷便不再接受此类进贡。
南北朝时期，随着人类农业开发活动的影响，淮河流域的象已经少到一旦出现就能当个大新闻的程度了，人象矛盾也日益凸显。根据史料记载，在公元538年的正月，东魏砀郡（现在的安徽砀山县一带）发现一头巨象，被成功捕获，送到首都邺城（现在的河北临漳县附近）。当时的北朝人基本没见过象，轰动程度可想而知，魏孝静帝元善见将其视为祥瑞之兆，特意改年号为“元象”。
但这个为期两年的年号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后来还是死于北齐文宣帝高洋之手。这头大象的命运也不得而知，在寒冷的北方应该没有活很久。南朝关于象的记载更多一些，例如在南朝宋苍梧王时，江陵（现在的湖北荆州）城北来了三头象，被荆州刺史沈攸之猎杀了。
从南北朝到隋唐漫长的时间里，频繁的战乱令人口大量削减，客观上却增加了适宜象群繁殖的环境，加之唐代处于气候温暖期，长江流域的象又多了起来。
《太平广记》里记载了一些相关传奇故事：淮南的一个猎人因为帮象群射杀了一头“其大如屋，电目雷音”的怪兽，得到了三百多支象牙的馈赠；阆州（现在的四川阆中）的一个樵夫因为救了一头受伤的老象，获得一支珍贵的、天然生成二龙图案的象牙，胡商们争抢购买，樵夫还是把象牙献给了朝廷。
唐人笔记里还记载了“安史之乱”时期的一个故事，唐玄宗逃到四川时，安禄山命令将宫中豢养的舞马、舞象都拉到了洛阳，要求大象起舞表演，“象则瞪目愤怒，略无拜舞者”。安禄山大为愤怒，命人将舞象以火烧、刀砍等残忍手段杀死。
广东地区长期以来都有吃象肉的传统，“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现在广东东莞还有一条“象塔街”，名字源自于五代南汉时期禹余宫使邵廷琄建的石经幢，俗称“镇象塔”，取镇压野象、不再扰民之意。经幢上仍然可以辨认出“群象踏食百姓田禾，累奉敕下，着人采捕，驱括入栏、烹宰”的铭文。
唐代之后，经济重心逐步由南移，南方人口加速增长，江淮流域也不再适合象的栖息。偶然见到的关于象的记载，基本都是破坏农田等负面消息，加之人对象牙制品的需求等原因，象的生存环境再度退缩。
在面对象与人争食的时候，古人的反应除了驱逐就是猎杀。明代嘉靖年间，广西合浦县的大廉山遇到了成群的野象到农田里吃庄稼，当地官员组织乡民用栅栏、陷阱将象群围住，令它们无法转移，十几只象三四天内就因缺水干渴而死，幸存的一只小象原本打算用来进贡，也没有活下来，这于象来说是一次残酷的屠杀，但当时对人是保护粮食的必要之举。
到清代末期，曾经过有大量象群的两广地区难觅象踪，云南成为它们最后的落脚地。直到本世纪初，北京的公交车路线里仍然有“象来街”这一站，后来因街道改造消失。这个名字来自于明清两朝的皇家驯象，以“象仪”彰显“天威”，根据仪式的隆重程度，出场的象的数量也不一样，比如在上朝时，大象会立在午门左右，待百官进入后两两把鼻子搭在一起，形成“戒严”的效果。
皇家饲养的象在明初主要来自广西的进贡，后来直到清末都基本来自云南和东南亚。为了做好对大象的管理和照顾，在宣武门西侧设有专门的“象房”，天冷时为象烧着专门的地暖，每年夏季三伏天还有“浴象”活动，将大象引到护城河里洗澡，围观群众不计其数，几乎是北京城每年一度的盛事。
清代因为受皇帝所信奉的藏传佛教影响，将象视为祥瑞之物，宫中以“太平有象”为主题的器物也制造了很多。
乾隆皇帝曾经命人画过一幅“洗象图”，画中他cos成普贤菩萨的造型，欣赏着坐骑白象被清洗。
但吉祥物的名头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它们被圈养的命运，法国传教士巴多明曾记载过一件事，康熙皇帝因为祖母孝庄太后得了眼病，命人杀大象取胆汁合药，结果御医解剖大象时，在肝脏附近没找到胆，有人援引古书“象胆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在象腿里找到了“胆囊”，巴多明怀疑这很可能是淋巴组织，不过他很识趣地没有当场质疑。
清末国力衰竭，东南亚诸国基本被西方殖民，贡象制度自然也就消失了。冰心的《再寄小读者》里写到，上世纪初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万牲园”里养着“老得走不动的大象”，很可能是最后的皇家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