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两性关系平等吗？近期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似乎对此做出了注解。数据显示，我国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总人数51.24%，比女性人口（68844万人，占总人数48.76%）超出3490万人。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出生性别比为111.3。虽然与2010年的数据相比，出生性别比略有下降（从118.1下降6.8），但此数值仍然超出正常范围。
出生性别比（Sex Ratio at Birth）是指一定时期内男婴和女婴出生的比率。通常正常范围是在103至107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对应的，大约有103至107个男婴出生。这被学者认定为是生物进化自然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因为雌性通常比雄性动物寿命更长，相应的在每一个年龄段中，男性的死亡率均高于女性。因此，略高的出生率保证了在适婚年龄时，男性与女性的数量大致相等。
出生性别比不仅直接决定了未来人口的性别结构，也是性别平等的关键指标。较高的出生性别比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针对妇女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不公现象的结果，是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权遭到侵犯的体现。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汤梦君的研究，目前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南亚、西亚与东欧，受影响人数高达世界总人口的40%。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历时最久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的国家，其对出生性别比的对策和实践对其他国家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总体来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980年代开始迅速上升，并在2009年后下降。自2009年以来，该比例一直保持下降趋势，但仍高于正常水平。
根据上图所示，美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980年至2010年间稳定保持在105左右。这显示了没有人为干预因素下正常预期的数值。
相比之下，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则成逐步上升趋势。在1980年，数值仍接近正常值，但在1980年代中期迅速增长至112左右，随后在1990年增加至115，2002至2005年间，达到最高点约122，随后略微下降，至2010年达到约120。这些数值体现了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980-2010的三十年间逐步上升、严重失衡。
值得庆幸的是，2010年后，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仍保持逐步稳定的下降趋势，相比于2008年的120.56，目前的出生性别比已降至111.3，恢复到1980年代中期的水平。汤梦君认为，尽管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仍处于偏斜状态，但总体趋势预计将继续下降，并在未来十年内接近正常水平。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在1980年后，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失衡？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提到出生性别比时，是一个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的平均值。如果把数据细分下，比如按照出生顺序（一、二胎等），或者按照城乡居住地，可能我们能看出更多背后的端倪。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与出生顺序呈正相关，比如说，二胎婴儿的出生性别比远远超过一胎，并且在农村地区这个对比更加明显。
根据Poston等人2011年的研究，一胎婴儿的出生性别比实际上接近正常水平（约为108），而农村地区二胎婴儿的出生性别比达到令人震惊的145。如果从全国来看，有九个省的二胎出生性别比超过160。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过高的出生性别比？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人为干预因素？
Poston等人2011年的研究以及Tucker和Van Hook 2013年的研究认为，这是三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迅速下降的生育率，重男轻女的文化导致儿子偏好，以及普及的揭示胎儿性别的技术。在1970年代前，中国生育率仍保持较高水平，一个家庭有男孩出生的几率很高。
1980年代后，在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生育率迅速下降，而仍然持续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仍然盛行的重男轻女文化使得很多家庭希望自己有个男孩，而1980年代中期后逐渐普及的B超技术使此成为一种可能。这也解释了为何越高出生顺序的出生性别比越畸形，因为希望确保生个男孩的意愿更加迫切。
Goodkind于2011年针对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在1980年代非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大部分是因为瞒报漏报的数据问题，但是在1990年后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已经普及后，选择性堕胎已经超过数据问题成为出生性别比畸形的主要原因。
出生性别比畸形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失衡的性别结构。如刚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所示，我国男性人口目前超过女性3490万人。这些多出的男性若无法找到中国女性结婚，而可能进一步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比如外国新娘移民、保守性别意识形态的发展、性传播疾病的扩散、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等。但更需注意的是，出生性别比畸形首先侵犯的是女婴的生存权。在冰冷的出生性别比数字背后，有着千万个在出生前或出生后消失的女婴。
如上文提及，2010年后，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保持逐步稳定的下降趋势。汤梦君认为，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府的积极治理措施是其两大主要驱动力。首先，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扩展，女性获得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在家庭中重男轻女的偏好也逐渐减少。同时，政府重视并采取了有效的干预措施，加速了出生性别比的下降。
例如，在2003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选定了24个省出生性别比最高的24个县/区开展了“关爱女孩”行动，旨在为女孩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支持环境，并严格禁止非法胎儿性别确定和非法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数据显示这些措施卓有成效，三年后所有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均呈整体下降趋势。
2011年，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布的《预防性别选择:跨机构声明》提出了五项应对非正常出生性别比的措施，其中包括针对女孩和妇女的支持性政策，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和法律，收集关于性别选择更可靠的数据为研究和政策提供基础，适当使用技术如加强对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的伦理管理，以及广泛的倡导、宣传和社区动员等。
汤梦君认为，中国为解决失衡的出生性别比所采取的措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这些建议是高度一致的。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领导和执行能力，这两者都使政府可以有效地调动资源以实现其目标。
然而，目前虽然出生性别比已有大幅下降，但数据仍然失衡，仍非盲目乐观的理由。展望未来，出生性别比降至正常水平仍面临很多挑战，例如我国是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差异性巨大的国家，出生性别比降低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同步。
并且中国父权制的历史传统仍然无处不在，性别不平等的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出生性别比作为一个直观的数据，像是一个不断提醒我们性别关系现状的标尺。失衡的背后折射出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重男轻女的文化语境。在二胎和三胎政策逐渐放宽的时候，尤其要警惕对女婴生存权利漠视和践踏的卷土重来。男女平等之路任重道远，不仅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扶持，也需要全社会上下文化语境的改变和每一个个体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