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深火热、家国剧变的上世纪三十时代，一代年轻人出类拔萃者，因缘际会，交汇在边城昆明，他们上下求索，无问西东，师从20世纪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第一流的学者，身心皆经历动心忍性的锻造，因此淬火而升华，那种人类精神的结晶，最终化为一种纯粹的人格，才有了穿透时光、动人心魄的美。
5月29日首映的纪录电影《九零后》，由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传奇老人，联袂“出演”。杨振宁、许渊冲、王希季、郑哲敏、潘际銮、巫宁坤、马识途……这样的“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他们共同的身份是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这部“高龄”的电影，实际上是一部青春纪录片，导演徐蓓的叙事，完全是从西南联大学子的个体生命角度，去看西南联大的历史。
5月7日，《九零后》在京举行首映礼，我有幸先睹为快，为大银幕上涌动的滚烫青春和强烈的生命意识所触动，竟然久久不能释怀。借着老先生们的回忆，电影仿佛带着联大年轻学生的体温，折射出一个时代能够达成的最高理想人格的绚烂光谱。
那时候的西南联大，是天底下最好的大学。那个时候的学生，个个心中有火，眼中有光，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我忍不住追问，是什么塑造了联大人刚毅坚卓、熠熠生辉的人格？“亡国灭种”的危机，1935年，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当时年轻人的心头像一团火在燃烧，血管都要爆炸了。
16岁的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她回忆道，“巴金的《家》跟我们家很像。我想走，像《家》里边觉慧那样出走，他老是叫我忍耐，所以我就是也很生气。你们可以出走，怎么我就得忍耐。”
“我崇拜的人，除了我哥哥（杨宪益），当然就是大李先生，巴金的哥哥，那个是我的暗恋。”100岁的杨苡性情率真，对着镜头，非常自然而然地说出来。一股新时代自由女性的清风，仿佛扑面而来，却又带着岁月沉淀的醇厚与哀伤。
她深深怀念的大李先生，1945年病逝了。多年后她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她爱听的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是1938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翠堤春晓》插曲。舒缓的音乐响起，恰如似水流年，往事如粼粼波光浮现。
杨苡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南开大学。但在照完毕业照的第二天，卢沟桥事变。侵华日军扔了炸弹，炸中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没有了。北平、天津相继陷落。怀旧的吟唱中，日军在疯狂轰炸。山河破碎，故土沦丧。
北大、清华、南开诸多师生，仓皇之间夺路出城，暂避长沙临时大学。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将之与历史上多次外族入侵、衣冠南渡相提并论：“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彼时的悲痛与怅惘，是联大学子的共同记忆。
那一年，杨振宁15岁。他后来在纪念邓稼先的文章中写道：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坚持3个月后，日本人攻陷上海，沿着京沪线要往南京打。那一年，巫宁坤17岁。他就读的扬州中学奉命解散，校长上台宣布：教师学生各自回家。“大家都哭啊！”巫宁坤回忆当年情境，抑制不住悲从中来，语不成声，只有枯槁的双手，颤巍地想合着节拍。“我们有个女同学，唱高音的女同学上台去，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镜头推开去，是南京城外苍茫萧瑟的深秋。
此时，距离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还有一个月。
战火蔓延至江西九江。潘际銮那一年10岁，看到满街都是难民跟伤兵。他被迫离开家乡，所乘火车又遭遇日军飞机扫射，火车司机停下来，让人们赶快下车，疏散到附近农田里，趴在地下。“抗日战争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都在死亡线上。”
《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2019年接受拍摄时，已经105岁。当年考大学，他一心想救国，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准备做炸弹来抗日。一年后，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马识途和一批中大学生，准备到大茅山去打游击。
96岁的许渊冲，还记得小学毕业那时候赶上九·一八事变，写作文，“我的志愿就是要抗日。”中学毕业又逢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日本人占领南京。“这不得了的，大屠杀。”许渊冲神色凛然。南京沦陷，侵华日军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大屠杀，逾30万同胞遇害，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极其黑暗的一页。
不久，日军逼近武汉，长沙告急。临时大学开学不过3个月，不得不再次撤退，这次的目的地是大后方昆明。
有近300学生没有走，此时选择参军或其他形式抗战。整个大学分三路去昆明，有两路都需绕道境外，经越南入滇，仅留一路体检合格的350多位师生整编成湘黔滇步行团，取道国内撤退。有研究认为，这么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有认为，这是为了中国大学的尊严，撤退虽然惨淡，但颇有威武不能屈的意味。带队团长黄师岳中将做动员讲话时说，“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
“迢迢长路去联合大学，去我所知最好的大学。”歌声响起，旋律是一战时英军广泛传唱的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语言学家赵元任用英文填词，把一首思亲怀乡的爱尔兰民谣，唱得荡气回肠，豪情更胜出几分。查良铮一路走一路念英文，有些学生沿途照相，有的收集民歌，学机械的观察水车如何灌溉。有的看到贫困山区缺水少电，在三四年级时决定学习水利专业。
这一路走去，历时68天，跨越三省上千村庄，3500多里，也是“一堂生动的国情教育课”。
考进西南联大，王希季选择了机械学系：“那个时候，就是想工业报国，很单纯地，要打日本。”老先生回首当年，口气透着决绝。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联大亲如兄弟，联大同学回忆，二人常在一块念古诗，其中就有唐代李华《吊古战场文》，寄托了凄恻悲愤之情。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xiòng）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
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每逢乱世，多难殷忧之际，人们往往从历史中寻找经典文化资源和精神作为心理支撑。借用刚刚去世的联大学生、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对人性的考察——“它使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
那在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历史中所形成的的人性，就会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衣冠南渡的历史文化意象，家国濒临危亡的巨大心灵冲击，摩荡生发出联大师生们实践道德理想、坚守文化人格的深宏境界。
这一点，从影响联大师生至为深远的校歌中或可窥见一斑。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对此有一句话的解读：“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下阙的几句话，换作白话讲，即使战斗到只剩几里土地，几户人家，我们打败日寇的雄心壮志仍不折服动摇。祖国灾难无穷，忧患深重，我辈当振奋精神，坚定行事，学习前辈仁人志士，驱除仇寇，一定要更新国家的命运。
穆旦有诗句：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考诸联大的这批年轻人，这勇敢，并不仅仅是匹夫之勇，更有捐躯弃身的德性之勇。
许渊冲回忆，在联大读书的时间，有一半在跑警报。日军不时空袭昆明，师生四散躲避，是谓跑警报。做过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教授当时有一句跑警报的名言：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你跑是为了什么呢？真可谓逃命路上的灵魂之问：你的生命有什么价值？联大学子各有各的回答。有的投笔从戎，浴血沙场；有的读书救国，赓续文脉。
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上刻有834位从军的学生名单。有的战死，如缪弘。父亲缪斌投日加入汪伪政府，缪弘携弟缪中逃离家庭，同时考入西南联大，同时报名参军，赴战之心决绝。同学回忆，他有为国牺牲的决心。1945年7月底，在一次攻打机场的战斗中，同行的美国兵怕死退下了，作为翻译官的缪弘却和士兵们一起冲锋，不幸阵亡。11天后，日本投降。
有的九死一生，如查良铮，他的笔名是穆旦。在联大读书时，查已有诗名。同学回忆他外表沉静，时常笑眯眯，有一对浅浅酒窝，可是能感觉他内心深处燃烧着一簇烈火。1942年，他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随杜聿明的军队前往缅甸战场担任翻译，后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
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中这样写穆旦：“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
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
还有的，一心问学，各擅其才。那个时代，正如联大校歌里写的，“中兴业，须人杰”。杨振宁曾回顾，“当年在联大学习，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就是带着一股劲讲课和学习的，那就是，我们不想让日本人把我们的文脉断了！”吴大猷回忆联大时期的李政道，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他求知如此心切，简直到了奇怪的程度。殊不知，学习之于李政道，有生命存在的意义。
在入联大之前，李政道迫于战乱，小学中学都没有毕业。1941年自最后沦陷的上海英法租界逃亡时，他年仅15岁，兵荒马乱中只得随难民流亡，一路贫病交加，身无分文，却在赣南一座图书馆中，因自学一套大学物理教材而顿悟生命的价值。
李政道读到萨本栋所著《普通物理学》讲牛顿力学时，非常新奇：原来这个复杂宇宙天地间居然可以有普适的定律！由此，他踏进了物理学的殿堂。“活着有什么意思，人为什么活？
”李政道在历史纪录片《到大后方去》中，面对镜头说，“在赣州那段孤独无助的岁月，在敌机轰炸之下的逃难路上，环境再危险再艰苦，还是想办法要鼓励自己生存下去。怎么鼓励自己呢？每一个个人都有生存的意义。都是生命，可我跟蚂蚁不一样，我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演变的，世界万物遵循什么规律，而蚂蚁不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联大学生最终孕育了8位未来的“两弹一星”元勋、92位院士、两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还有100多位名满天下的人文大师。短短8年的存续时间，联大诞生如此高密度的杰出人才，无疑具有深刻的教育史、精神史和文化史的认识价值。
马识途先生在摄制组拍摄完成后，专门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一位女同学写了几句话，他说，“年轻是一笔财富，可是它也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就要看你怎么生活。
”联大的学生们无不是认真生活的人。那时候的学生，可以徒步3500里，去上一所最好的大学；可以穿越一座城去听闻一多的讲授；可以激扬文字，倡言科学与民主，“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可以淡然于1950年代经济极大繁荣，消费横行的美国式生活诱惑，劈波斩浪，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各尽其力……他们，莫不怀着“做人杰”的梦和强烈的信念感，寻找中国未来的出路。
爱因斯坦说过，要想找到生命的意义，就必须确立自己的终极目标并明确其相应的价值。知识本身固然是伟大的，然而奋斗的价值却无法从它那里获得证明。
联大学生邓稼先的一生，无疑是这句话最恰当的注释。《九零后》中，最打动我的莫过于一个词：Pure。它在电影结尾处出现得恰到好处，邓稼先志虑纯正的形象，呼之欲出。同学讲述：“稼先赞赏一个人，或一个行为的用语是pure（纯粹）。
谁的思想纯洁，境界高尚，他就说这个人真pure。他的这个标准，既评价别人，也要求自己。以致同学们干脆就叫他pure。这个外号是对他的特点与本质再恰当不过的写照，真好像是一个透明的人。”
邓稼先1945年从联大毕业，1948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毫无迟疑。1958年，他接到研究原子弹制造的命令，此后28年几乎过着隐身的生活，具体的工作内容连家人也无从得知。1964年，1967年，中国先后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举国沸腾，举世震惊。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邓稼先真实的巨大贡献，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为人知。1971年，第一次回国访问的杨振宁，见到了阔别22年的邓稼先，一个不敢多问，一个不能多说。直到杨振宁即将离开上海返美前夕，在宴会上，收到邓稼先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后、托人专程从北京送来的一封信，才获悉，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经受了极大的感情震荡，当场热泪盈眶，作为宴会主宾，不得不起身离座去洗手间整容。1993年，杨振宁写就《邓稼先》一文，浸润着近一百年的民族情结、五十年的朋友深情。他说，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如此人格，要说是人性审美中的最高的形态，当不为过吧。
爱因斯坦认为，人格的形成，要依靠劳动和行动，而绝非对于道德的高谈阔论。他曾这样评价他的挚友居里夫人：“对一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巨人来说，其道德品质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价值，比单纯的智力成就重要得多。即便就智力成就而言，其对人格魅力所依赖的程度，也远比一般人所认识的要高得多。”他曾在悼念物理学家郎之万时写道：“有的人在去世之后，人们会永远记住他，就像记住一件艺术品一样。
一想到他，人们就会联想到他的生命结晶出了怎样的‘艺术品’。”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用在联大的年轻人身上。
朱光亚——“他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从来只字不提。光亚极不平凡的成就，深入而无声，实至为珍贵”。潘际銮——“我活着的时候，总在追求做比较重要的大事。越是难的题目，我越想做”。马识途——“把痛苦变成希望，把希望变成事实，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道路”。
王希季——“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能够为抗战出力，能够为建设出力，能够为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为富国强军出力”。杨振宁——“我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在水深火热、家国剧变的上世纪三十时代，一代年轻人出类拔萃者，因缘际会，交汇在边城昆明，他们上下求索，无问西东，师从20世纪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第一流的学者，身心皆经历动心忍性的锻造，因此淬火而升华，那种人类精神的结晶，最终化为一种纯粹的人格，才有了穿透时光、动人心魄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