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个从未露过面的“哥哥”几乎占领了整个B站。在只有短短33秒的原视频里，坐在电动车后座、头戴红色蝴蝶结、手握棒棒糖的少女一句也不离前座的“哥哥”与哥哥的“女朋友”：“哥哥，你女朋友知道了不会生气吧？”“哥哥，你女朋友知道了不会吃醋吧？”“哥哥，你女朋友知道了不会揍我吧？”“不像我，我只会心疼哥哥。”通过简单几句话，少女几乎将单口语言艺术与传统茶艺演绎到了人类表现力和承受能力的巅峰。
尤其是最后一句中，少女几近扭曲的表情与“giegie”的尾音相得益彰，视频的魔性直接喷涌出每个人的天灵盖。但这只是“giegie”梗的起点。
33秒虽短，却让创作者趋之若鹜，让看客欲罢不能。45年前，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那本著名的《自私的基因》面世。
书中他参考基因“gene”的词型，再结合以“模仿”的希腊字根——mimeme，首次提出了“模因（meme）”的概念。在他的定义里，模因是文化传播的遗传单位。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模因能起到类似基因之于生物进化的作用。它可以像生物一样变异、竞争、遗传，乃至通过文化的自然选择进化。就像病毒一样，有着自己的生命力。
但相比于基因在复制过程中的高稳定性，模因的传播却有着极高的突变概率。“giegie”模因所催生的海量二创视频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究竟是什么促就了“giegie”模因的爆炸式传播？参与进来的UP主越多，这个问题也就越发令人困惑。据了解，“哥哥”的原始版本早在去年7月就由情侣UP主 @悦悦大叔i 发布了出来。而通过百度指数我们也可以看到，彼时正值“绿茶”一词的网络热度高峰（如下图）。
这大致解释了原始视频的诞生背景：在全民讨论“绿茶”与“茶艺”的那几天里，一对情侣UP主以自黑的方式拍了段视频来嘲讽茶文化——但是早在去年7月的首发，显然无法解释今年2月的厚积薄发。
更何况，“giegie”不是个例。从爱说英语的那位雷姓企业家，到发质蓬松、发量喜人的那位房姓男演员，与之相关的素材在被UP主们盯上之前也都早已存在于网络。
即便是上周刚爆红的三点劝茶叔，也是去年3月就早早地出现在了Facebook上。倒不是说二创的创作者们只对老素材感兴趣，只是在每秒都产出海量信息的网络世界里，被选来二创的那些视频素材似乎鲜少以新鲜为看点。创作者们翻查互联网的海量历史，终究会找到打开剪辑软件的理由。
对他们来说，素材本身的时效性可能是最无关痛痒的属性。很显然，原素材的精致与否、加工程度也绝不是创造者所看重的。
“giegie”的原版视频就像是随意摘取的生活片段，谈不上精雕细琢。盖因二次创作本身就是一个破而立的过程。所以，为什么是“giegie”？天下苦绿茶久矣。有关“茶艺”的讨论高峰虽然发生在去年7月，但这个话题放在任何时代都有着极强的传播潜力，且随着社会开化程度而日益受到关注。就算你没有领教过茶艺的魅力，也总听说过发生在周遭人身上的茶事。话题的经久不衰，是“giegie”模因爆火的基础条件。
“giegie”原版视频虽然短且粗糙，但创作者却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茶艺表现得淋漓尽致——或者说，刀刀在肉。尤其是最后一句话的神来之笔与精湛演技，其艺术感染力丝毫不亚于一个人在公厕解手到一半却突然看见杀父仇人的临场反应。素材表现力的出神入化，是使得“giegie”模因能得到二创UP主亲睐的巷里酒香。高话题性、强表现力，在三点劝茶叔等众多被创作者垂青的原始素材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些特点。
但至于为什么会在2月这个时间点上突然爆红，也许没人说得清楚。
人类思维有这样一种倾向，努力解释发生在周遭的一切。得益于此，才有了发展至今的哲学、科学以及文明。但回看历史，这样的倾向也一直在造成浪漫的困扰：比如把高飞的云雀当成天国的信使，把连绵的细雨视作神祇的眼泪——古早时期的认识论在现代人看来是幼稚、可笑且有局限性的，就像未来人看待我们所生活的当下。
从这个角度来说，客观只是当下的主观，历史则是谬见的集合。我们无法保证给出的解释会永远颠扑不破，也没有理由相信自己那颗三斤重的大脑有能力理解所有事物。更何况，有些事情本就没有解释。随机、偶然的事情在时刻挑战我们信以为真的因果关联。“Giegie”模因的意外蹿红或许真的只是随机事件，但不乏有人对此忧心忡忡。
无论是在印刷时代、广播时代还是电视时代，信息都是单向传递的，用户只能选择接受。
哪怕你选择不接受——即不直接从中获取信息，也会因其庞大的覆盖网络而通过其他人获得。网络时代的初期也是如此，内容生产者炮制包括广告、观念在内的各式消费品，再将其通过电话线分发给付了高额网络费用的早期互联网用户。他们虽然可以通过挪动鼠标选择自己想要获取的信息，但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内容的生产者。1995年早春竖在北京中关村大街上的这个硕大的广告牌，被视作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标志性起点。
但在最近些年，情势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内容供应方开始转型并自称平台（他们中的大多数似乎很喜欢这么做）；个人创作的技术门槛降低，且能以各种从未想过的形式与盈利挂钩，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网络用户也开始被称作自媒体人。世界性的“全民创作”风潮兴起，使得大众媒介的概念得以扩充——大众不再只是信息的受众，同时也成为了信息的生产者。这是自印刷术诞生以来都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但这也不全然是件好事。
现代群体的心理有着相对原始、本能且无意识的一面。创作的话语权下放之后，长久以来被权威所压制的表达欲便会向着反方向喷涌而出，因此形成了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所说的“集体的造反”。事实上，他还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原父之叛的一种重复。
回看历史，印刷术让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引导个体意识的觉醒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度，却也对长久以来坚固的集体感造成的重创；电视媒体娱乐化了那些本该严肃对待的命题，但也着实为经济的发展添了柴加了薪，快乐从未如此简单易得。新媒介的诞生势必同时带来得与失，且最终都会与其他媒介达成某种平衡。先是纸质载体的衰退，再是电视广播媒体的式微，互联网时代中一切构成公共领域的事物也将按其喜好来调整、甚至是重新自我定义。
每种媒介都有其所偏好的内容形式，并借此反复敲打文化的形状。借用美国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的观点，“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娱乐至死》出版于1985年，那是属于电视媒体的黄金时代。一方面，铺天盖地的电视节目与广告让人有一种错觉：牛奶、家电、新闻……你想要的一切都可以通过那个带显示屏的黑色盒子实现。
但另一方面，电视节目消解了许多有待讨论的问题的严肃性，而这正是波兹曼等学者在当时最为担心的事情。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每次新旧媒介的交替时期。而同样的担心，也毫不意外地出现在今天。本世纪初因“娱乐至死”相关文化观点而闻名的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2003年死于肺癌。
在有着古典倾向的评论家眼里，发生在网络上的二创狂欢仿佛烟花般短暂，如果非要说它们留下了点什么的话，也只能是呛鼻且不利于环境的硝烟气味。
而在这“百花齐放、经久不衰”的互联网星空下，狂欢还会造成令人审美疲劳的光污染，最终形成了“到处有水，却没有一滴水可喝”的窘境。“giegie”的原版视频绝对谈不上令人舒适。与之相反，我不得不承认看完之后心里油然而生的不适感（好在大部分的二创版本都削弱了这层魔法攻击）。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又点了一次重播。嗯，有种嗦螺蛳粉的快感。而在看的过程中，你会很难忽视二次创作者的乐在其中。
对台词的打磨，对画面节奏的推敲，从中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一个创作者是如何构思与呈现他脑中的音画，并希望借此图人一乐的。
我们无法指责为全网带来欢乐的人——只要他没有伤害到别人（好吧，确实对部分人造成了一些精神污染）。即便你不能从中收获欢乐，也同样没有立场阻挠别人因此而开心。佳肴美馔未必就好过粗茶淡饭，阳春白雪未必就优于下里巴人，褒与贬有时候只是在反复检查话语权的归属问题。
况且，被今人视为经典、呼吁传承的大量古典文化遗产，在它们诞生之初也被定义为“庸俗”。客家人的十八摸，东北的二人转，甚至是被誉为元杂剧压卷之作的《西厢记》，三者都曾因其所描绘的大篇幅男女之事而被贬损——哪怕是被孔老夫子高赞为“思无邪”的《诗经》“关关雎鸠”，也是古早山民们之间淳朴的情歌。这里只有遣词造句的（美感）区别，但本质都是关乎人之为人的那些事。
在人性这件事上，没有民间/官方、大众/精英的二分法。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包容是必不可少的。而更难以忽视的，是暗藏在调侃、戏谑乃至嘲弄背后的、群体性的深深无奈。类似的无奈，可以在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嗅到踪迹，也可以在徐童导演的《游民三部曲》中找到影子。待解决的问题，本身就具备话题性。从素材选择开始，二次创作者们就在寻找这样的内容。
今天是关于茶艺的，明天可能是关于全球变暖、男女平权、阶级固化。且毫无疑问，二创形式的解构会比严肃的评论家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不只是对素材本身的解构，更是对话语中心与权威的质问。哪怕这个选择的过程是在创作者的无意识中发生。而这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