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的玺印选用的材质种类其实并不多，因为帝王的玺印既要求材料稀有、贵重，又要足够精美，以体现皇家的威严与气派。早在战国时期，玺印就已开始流行，所用材质主要为青铜，后来逐渐衍生出金印、银印、铜印等，使用范围因官职不同，区分比较明确所以，后来，质量上乘的玉石成了帝王制作玺印的首选材质。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发现之前的玺印种类繁多，用途混乱，于是对其进行精心挑选，钦定25方宝玺，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等，其用途各有不同，这些宝玺也由此成为代表最高权力的御用国宝。在这些宝玺中，除了1方为金质、1方为檀香木质、1方为岫玉质宝玺外，其余皆由白玉、碧玉、青玉和墨玉制成，但它们都属于和田玉的不同品种。
这也就意味着，在这25方宝玺中，和田玉占了绝大部分。
几千年来，和田玉几乎贯穿了我国玉石文化的始终，无论是在大型玉雕，还是小件的玉圭、玉璋、玉玦、玉佩等各种玉器中，都能发现和田玉的身影。和田玉结构致密，质地细腻，坚硬适中（莫氏硬度为6.0~6.5）。根据颜色不同，和田玉可被细分为白玉、青白玉、青玉、黄玉、碧玉、墨玉等；在质地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以白玉为尊。
翡翠号称“玉中之王”，比和田玉更受人喜爱，为何历史上鲜见翡翠玉玺呢？其中一个原因是，翡翠属于硬玉，而和田玉属于软玉，相比之下，用翡翠雕刻玉玺难度更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翡翠进入我国的时间比较短，它在清代中后期才逐渐成为名贵玉石。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曾有过记载，在他小时候，人们并不把云南翡翠当成玉石，当时的翡翠价格非常低廉；只是过了几十年，翡翠才变成昂贵的珍玩。
2010年10月7日，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有一件清嘉庆御宝交龙纽翡翠玺以7906万港元的高价成交，同时还有一件乾隆御宝“信天主人”交龙纽白玉玺以1.2162亿港元成交，刷新了玉玺及白玉玺的世界拍卖纪录。这表明，历史上的确存在翡翠玉玺；但同时也表明，翡翠玉玺的身价比不上和田玉制成的玉玺。
除了专门用于处理国事的玉玺之外，古代帝王还有很多私人印章，上面镌刻着雅号、宫室名或者一些用以自勉的名言警句等，是在书房里舞文弄墨、收藏把玩的闲章，也是我国书画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闲章所用材质包括寿山石、青田石、鸡血石、青金石等，五花八门，不拘一格。
清乾隆帝在做太上皇时，曾用一块巨大的田黄石镌刻了三方玺印，玺印间用镂雕的石链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著名的田黄三连印。
1924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时，将其随身带走；后来，在1950年将其上交国家。田黄三连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堪称镇馆之宝。它所用的田黄石属于寿山石的一种，以石质细腻圆润、色彩瑰丽著称；而且，它的硬度不高，易于加工，是理想的印章石。闲章不“闲”，有时候还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干预朝政的玉玺。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名为“同道堂”和“御赏”的两方寿山石印，原本为咸丰皇帝奕詝所用的闲章；咸丰皇帝在临终前将其分别赐给皇子载淳和皇后纽祜禄氏，并规定以后下发谕旨必须以此二印为凭，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玉玺。后来，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掌控了“同道堂”印，获取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曾经象征着至高无上皇权的玉玺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褪去了神秘的面纱，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它们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