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3年的梵蒂冈，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季。罗马城里弥漫着一股“瘴疠之气”，这种神秘的东西隔三差五就在意大利沿海肆虐，有钱人都纷纷逃到凉爽的山里。好巧不巧的是，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仿佛也染上了这个瘴气，在病床上高烧不止，看着命不久矣。于是，全欧洲的红衣主教在罗马齐聚一堂，进行秘密会议，也就是在一个小屋子里不断争执、投票，要选出下一个教皇。
但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格里高利得的多半是疟疾。他们对疟疾的传染性一无所知，只觉得是罗马夏天空气不好，就连疟疾这个词malaria，在拉丁语里是mal（坏）aria（空气）的意思。于是，一整屋子的红衣主教，一个个相继病倒，而争执不下的两派首领变成了比谁命硬。终于，一方两腿一伸，被抬了出去。另一方，也就是乌巴诺八世挺了过来，成为了教皇。
神奇的药方大概是这次大病留下的心理阴影，乌巴诺八世十分注重医药的发展。他不仅亲自造访Santo Spirito医院，大力扩展医院规模，还在医院设立了一个药房，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药方。他在位的时候，罗马的“空气”又糟了一次。不过这次，一名在拉丁美洲的传教士，呈递给了他一种神秘的药：来自秘鲁的传教士树皮。这种树皮来自安第斯山脚下的一种叫“发烧树”的植物，当地人都用它来治头疼脑热，据说十分管用。
药到病除，而Santo Spirito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给病人开真·疟疾药的药房。
神秘的“发烧树”在欧洲当时的医学界一直登不了大雅之堂。毕竟，在当时盖伦医学的指导下，人们认为发烧是因为血液在“沸腾”，需要放血。但远在热带地区传教和开垦的欧洲人哪管得了这帮庸医。相反，他们频频向土著取经，学习什么植物对什么症，在哪里找这些植物。传教士们在自己的记录中写道，当地的土著会用这种“有点像桂树”的树皮兑水，治疗发烧与寒战。
最早关于“发烧树”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638年。不过，真正让“发烧树”出名的，是一个耶稣会信徒萨伦布力诺。他在秘鲁的利马建立了一个大药房，而且还将药学纳入了当地的耶稣会学院的研究和教学任务里。为了研习药学，他还在药房旁开辟了一个小植物园，种了许多当地用于治病的药材，其中就包括了“发烧树”。
既然金鸡纳树皮这么有用，那一定会有经济利益。究竟是哪种树、什么皮、怎么种，成为了欧洲人首要关心的问题。于是，18世纪的时候，教会退场，科学家、植物学家和探险家入场。虽然秘鲁是西班牙领地，然而西班牙人却长期搞不定金鸡纳树的产量问题，除了去林子里瞎扒树皮，没有什么别的好方式；而且许多运回欧洲的树皮，甚至不来自真正的金鸡纳属。
英国邱园和皇家药学会却认为，若想要彻底研究相关种类树的化学和生物性质，最好是把它们都带回帝国中心。1860年，邱园派出的地理学家Clements Markham带着另一些植物采集员来到了安第斯山脚，在当地原住民的引导下，他们在重重密林里寻找真·金鸡纳树。这帮英国人和秘鲁政府玩了一阵捉迷藏，把正鸡纳的种子和苗偷运了出去。而气候适宜的殖民地印度，成为了金鸡纳树的理想种植地。
金鸡纳树实现了量产，科学家又从中提取出了化学物质奎宁，成为了治疟疾的特效药。欧洲殖民者们没有了疟疾的顾忌，不再惧怕可怕的热带，得以彻底征服非洲丛林，完成他们“瓜分非洲”的行径。
不过，在真正原产地，正鸡纳树的命运就比较惨了。曾经一度，各种植物采集者、传教士和探险家，在厄瓜多尔的安第斯山脚标记了两万五千多棵原生的正鸡纳树。但今天，同样的区域，野生正鸡纳树只剩下了29棵，全部都在波多卡普斯国家公园里被保护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