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2日13点02分，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吴孟超院士从医78载，直至96岁还依然每周出门诊、做手术。他的一生，完成1万6千余台手术，创下多项我国和世界肝脏外科“第一”。吴孟超院士专业上精益求精，面对科学问题实事求是，对待病人全心全意服务，而令他踏上外科医学之路的则是深深的爱国情怀，也成为他一生的信仰。
2012年，吴孟超被评为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上这样写道：“60年前，吴孟超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本文为吴孟超院士于2012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上的报告。谨以此文悼念吴孟超先生。
我叫吴孟超，今年91岁，和在座的大多数同学一样也是个“90”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建立肝脏外科与肝癌斗争。我的经历很简单，先是在马来西亚的光华学校念小学和初中，回国后考入同济大学附中和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工作在第二军医大学。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最大的感受是，做人要诚实，做事情要踏实，做学问要扎实，而且一定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理想。
而我的目标和理想是：早一天摘掉戴在中国人头上的“肝癌大国”的帽子，让我们的人民健健康康地生活！
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感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包涵。
我出生在福建闽清的一个小山村，由于营养不良，3岁时才会走路，5岁时跟着母亲去马来西亚投奔在那里割橡胶打工的父亲。9岁起，上午跟着父亲割橡胶，下午去学校读书。割胶既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又练就了我灵活的双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在读初中。那时经常遭受外国人的欺负，所以心里特别希望咱们的国家强大。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和全班同学将募捐来的钱，通过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会寄给了八路军，后来竟然收到八路军总部寄给我们的感谢信，让我很受震动。后来，我向父母提出要回国参加抗日队伍。就这样，1940年春天，我和其他6个同学一起相约回国。
回国途中遇到的另外一件事更加坚定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当我们在越南西贡登岸时，验关的法国人要我们在护照上按手印，而欧美旅客都是签字。我就跟那个验关的人说，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签字，但那个可恶的法国人对我吼道：你们是黄种人，东亚病夫，不能签字！直到现在，那次经历都是我最刻骨铭心的耻辱。我当时就想，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强大起来，我们再也不要受外国人的歧视和欺负！
经过30天的辛苦旅途，到达了云南昆明。我们发现，形势根本不允许去延安。参战抗日的想法无法实现了。我和同学们合计着，继续念书吧。就这样，我考入了因战乱迁到昆明的同济大学附中。后来，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走上了医学道路。
1956年，我听一个老一辈的医生讲，日本的一个医学访问团专家傲慢地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赶上国际水平，最少要30年的时间！听了这话，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并下定决心要证明我们能站在世界肝脏外科的最前沿，要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的国家争光，为我国的医学争光！
于是，1958年，我们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肝脏外科三人研究小组”，制作出我国第一具肝脏血管铸型标本，创立了肝脏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1960年，我主刀完成第一台肝癌切除手术；1963年，我成功完成国内首例中肝叶切除术，使我国迈进国际肝脏外科的前列；1975年，切除重达36斤的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至今还保持着世界纪录；1984年，我为一名仅4个月的女婴切除肝母细胞瘤，创下了这类手术患者年龄最小的世界纪录；1979年，我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28届世界外科大会，报告了181例肝癌手术切除的体会，引起强烈反响，确立了我们在世界肝脏外科的领先地位；21世纪以来，我们的肝癌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临床应用，并接连取得重大突破，提高了肝癌的疗效。
我现在身体很好，每天正常上下班，一周一次门诊，五六台手术，医院管理上的很多事也要管，平常还飞来飞去出差开会。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国家和军队培养起来的科学家，我还没有研究透肝病的发病规律，还没有找到解决肝癌的最有效办法，只有倾尽毕生之力，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才能对得起我深深爱着的国家和军队！
病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把病人当亲人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并用最有效的方法给他们最好的治疗。这是我从医60多年始终恪守的医道。
2004年，湖北女孩甜甜被诊断出中肝叶长了个足球般大小的肿瘤。其他医院的医生说，这个肿瘤无法切除，只能做肝移植，需要人民币30万元。甜甜母亲下岗多年，父亲是一名普通职工，30万元对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一家人只能以泪洗面。后来，在别人指点下，甜甜和父母带着一丝希望来到我院。在召集全院专家多次会诊后，我和同事们用了8个小时，成功为她切除了8斤重的肿瘤。
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找我治病，他的肚子看上去比怀胎十月的妇女还要大。经检查是一个罕见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直径达68厘米！当手术打开腹部时，肿瘤之大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毛骨悚然。12个小时之后，当我把那个巨大瘤体完全切除时，已经没有力气把它抱出来了。经过称量，重量竟达36斤！
今年11月15号，我还做了一台手术：一个新疆的13岁女孩，肚子鼓得像充满气的皮球一样，在很多地方看过，大家都觉得风险很大，不敢给她手术。我给她做完B超后也知道手术风险很大。但是，如果不给她开刀，那么大的瘤子发展下去肯定会要她的命。手术那天，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两点多，用了将近6个小时，把瘤子切了下来，称了称正好10斤2两！说实话，手术下来后很累，但我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我又救活了一个人的生命！
1958年，我们“三人小组”开始向肝胆外科进军。我从基础做起，首先是了解肝脏结构，其次是解决手术时出血的问题。肝脏是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不同于其他脏器，其他脏器一般都只有2种管道，而它有4种管道，所以血管非常丰富，手术容易出血。如果能够把肝脏血管定型，在不同的4种管道里灌注进不同的颜色，血管走向就一目了然了。
为了做成血管定型标本，我们在用作养狗的“狗棚实验室”一干就是4个多月，接连试用了20多种材料，做了几百次试验，无一成功。有一天，广播里传来了荣国团在25届乒乓球赛上夺得冠军的消息。我突然想到，乒乓球也是一种塑料，能不能用它作灌注材料呢？于是，我们就赶紧去买来乒乓球剪碎，放入硝酸里浸泡，这一次，居然获得了成功！
此后，我和同事一鼓作气制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找到了进入肝脏外科大门的钥匙！
我发明的“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既控制了术中出血，又让病人少受罪，还使手术的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这个方法到现在都在用。1963年，我们准备进军中肝叶。中肝叶被称为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做中肝叶手术除了需要一定的勇气，更需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手术之前，我在动物房对30多条实验犬进行实验观察，直到确认已经达到保险系数，才决定在患者身上手术。于是，我完成了我国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手术，也正是这台手术，让我们迈进了世界肝脏外科的先进行列。
创新需要有敢于怀疑、勇闯禁区的精神和胆识，更离不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诚信的学风。因为创新不是想当然，那是脚踏实地的探索，那是日复一日的积累！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将诚信作为立身处事的必备品质，早已成为齐家之道、治国之本。诚信既是一种处事的态度，更是一种道德的标示，对于社会和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但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也逐渐渗透到学术界，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剽窃造假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不仅引起全社会的反感，也引发了国外权威杂志对我国学术界的质疑，其带来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
学术不端行为既影响创新能力的提升，还败坏了严谨求实的学风，浪费大量的科研经费和资源，结果是学术造假和追名逐利风气扩散、蔓延，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创新能力下降。这应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重视，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严谨诚信做事。
我在这方面对学生要求特别严。在审阅论文时，我对他们的数据和病例都会进行核实，有时甚至连语言的表述方式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还有关于论文署名问题，我没有参与的文章一概不署名，没有劳动就不能享受人家的劳动成果，那种不劳而获的事我不干。有时候他们会说挂上我的名字好发表，我说那更不行，发表论文不是看面子的事，要靠真才实学，你文章写得好写得实人家自然会为你发表，打着我的旗号那是害人害己。还有，我最讨厌那种写文章时东抄西抄的，难听点就是偷！我们医院就曾经有个年轻医生，发表的论文是抄袭别人的，我们在发现后，坚决把他除了名。
我还想跟同学们谈一谈恒心的问题。刚才我说了，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与肝癌作斗争。从1958年干到现在54年，但我还没有把肝脏完全弄清楚，还要继续干下去。其实，其中的失败、挫折和磨难，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完的。我也苦恼过、犹豫过、徬徨过，但我没有退缩，坚持了下来。很多老一辈科学家一生也都只干了一件事，而干好、干成一件事，要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也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也希望同学们做事做学问时也有一些恒心，要吃得了苦、受得了罪、耐得了寂寞，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我进入肝胆外科已经50多年了，做了1万多台大大小小的手术，可以说所有的肝脏手术都做了。但是，我常想：一台手术只能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对于我们这个肝癌大国来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96年，我用自己的积蓄、稿费和奖金，加上社会各界的捐赠共500万元，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2006年，我把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500万和总后奖励的100万全部用到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上。有人问我，为什么自己不留一点？我说，我现在的工资加上国家补贴、医院补助，足可以保证三餐温饱、衣食无忧了。可能这就是我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常教诲我的：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王红阳院士是我学生中的优秀代表。1987年秋天，在中德医学会学术年会上，我发现她头脑冷静、勤奋好学，不久，我推荐她赴德国留学。期间，我们不仅保持着联系，每次到欧洲访问，我都会抽时间去看她，了解她的科研情况。我对她说：“你要回来，医院给你一层楼面，为你建最好的实验室。”1997年，王红阳学成归国，面对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单位的竞相邀请，她毅然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落户我院。
她在肝癌等疾病的信号转导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突破，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重大奖项，发表有影响的论文60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又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第二军医大学分子研究所所长郭亚军教授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在美国读书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我也多次去看望他。他回国后，我很希望他能帮助我研究肝癌的防治，但得知学校要成立分子研究所时，我果断地向学校推荐了他。现在郭教授也已经是知名的青年科学家。
我对学生要求很严，规定他们必须有过硬的基本功，做到“三会”，也就是：会做，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讲，博览群书，能够阐述理论；会写，善于总结经验，著书立说。查房时，我经常逐字逐句查看病历和“医嘱记录单”，对出现错误的既严肃批评，又指导帮助。我们当医生的，所做的一切都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一点也马虎不得。
这么多年来，我培养了上百名学生，不少人成名成家了，或者是一个单位的骨干力量，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们！
这些年，祖国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但这些荣誉，不是我吴孟超一个人的，它属于教育培养我的各级党组织，属于教导我做人行医的老师们，属于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回想我走过的路，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四个选择：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岁月不饶人，但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只要肝癌这个人类健康的大敌存在一天，我就要和我的同行们与它斗争一天。我牵头的新医院和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在建设当中，明年就可投入使用，到时候我们的平台就更大了，能做的事情也就更多了。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是我入党和从医时作出的承诺，我将用一生履行这个承诺，用一生为理想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