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多年前，人类在南非内陆收集的驼鸟蛋壳和晶体，揭示了早期人类的文化演变，展示了当时南非海岸以外的技术革新。古罗马的老普林尼曾说，“Ex Africa semper aliquid novi”——非洲总有新东西。Wilkins等人[1]在《自然》上报告了在南非北部内陆一处岩棚中发掘出的材料便是一例。他们发现的物品表明，关于早期人类文化创新的诞生，我们现在的看法得做出改变了。
20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提出了关于我们这个物种——智人(Homo sapiens)——起源的新观点。这些新观点基于新开发的技术，如光释光测年法（OSL），它可以为远达50000年的古老遗址准确测年（50000年是放射性碳测年的上限）。这些观点也扎根于对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证据出自线粒体——细胞中提供能量的细胞器，线粒体DNA是母系遗传的。
一些线粒体DNA不编码蛋白质，追踪这种DNA随时间积累突变的变化速率能提供一个“分子钟”。一项关于现存人类线粒体DNA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全部拥有某个最近的共同祖先，昵称“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她可能是非洲人，生活在20万年前[2]。
到1988年，研究人员尚在争论[3]现代智人起源问题是否已经有了答案，有人随后提出了人称“走出非洲2”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我们的直系祖先单独在非洲演化，大约在5万年前以后的某个时期，他们的一些后代离开非洲大陆，分布到全球，并与欧亚大陆的古人类（人类近亲）杂交。与非洲的现代人类化石有关的重要遗址得到了重新测年，一些早期遗址中发现了创新技术。这表明，大约在20万年前甚至更早，非洲人在解剖学和文化意义上已属于现代人类。
不过通常他们主要依靠石片工具，与其古人类表亲（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同时期在欧亚大陆所制造的一样。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技术被认为是中石器时代（MSA）。在欧亚大陆和北非，类似类型的人工制品属于所谓的旧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Palaeolithic）。两种技术均可追溯到大约30万至3万年前[4]。目前对考古、化石和遗传数据的评估证实了这些观点[5]，也支持非洲在人类演化后期发挥了卓越作用。
考古学证据表明，非洲之外现代人类的迹象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端（约5万至4万年前）有关。它被定义为一系列技术创新：可移动艺术，以及最后产生了洞穴壁画和雕刻；最初的非石制（如骨制或角制）工具；已知最早的珠宝；以及生活方式和资源获取发生重大变化的证据。这些一度被视为“人类革命”的证据，是文化演变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只能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有关。
不出所料，研究人员试图在非洲的中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中寻找类似证据。既然解剖学意义的现代人已经在那里生活，那么对应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证据在哪里？但在整个非洲，考古证据是零碎的。存在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元素，但它们时有时无，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又消失，几千年后才在其他地方再次出现。
问题部分在于，目前只有少数非洲地区得到了详实研究，主要是在气候温和的大陆南北端（图1）。
其他得到深入调查的地点，则是研究人员有理由期望发现古代遗迹的地方，例如因自然景观侵蚀而暴露出化石和石器的地方。这些重要地点位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格雷戈里裂谷（Gregory Rift Valley）[6]和南非的白云石灰岩洞穴，后者被称为人类的摇篮[7]。但这两个区域包含的是人类演化极早期的记录。中石器时代记录最常见于岩棚和洞穴中。
Wilkins等人[1]报告在Ga-Mohana山的岩棚中发现了驼鸟蛋壳（OES）的碎片和晶体，这表明人类至少在10.5万年前（105 ka）已收集了不寻常的物体。所有这些发现表明，MSA的创新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多种多样的，说明了调查研究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必要性。人们一直不太愿意去调查新区域，可能因为在已经产出成果的地方继续工作更容易，不用冒着一无所获的风险去别的地方。
图1显示MSA遗址距离过去30年已调查过的传统研究区域很远。发掘工作得到的证据令人惊讶[8-15]，从早期的驼鸟蛋壳珠子和雕刻过的壳类容器，到形状如同矛头的骨器和石器，甚至可能还有弓箭。但是，单个非洲遗址从未发现过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全部各类技术。
在南非，研究人员主要通过沿海遗址（包括克莱西斯河和布隆伯斯洞穴）了解MSA。这些遗址的建造者使用了很多贝类和鱼类[15]。
这让一些人得出结论，海洋食物在人类大脑和行为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笼统而言由此产生了真正的现代人类种群。但是，对于中石器时代的非洲内陆，我们能了解些什么呢？Wilkins等人报告说，在Ga-Mohana山的一处遗址（图1）——位于距离海岸665公里的卡拉哈里沙漠边缘——有了一些意外的发现。其中一些物品据推测是用于装饰的，也许代表了早期的一种仪式象征行为。
作者报告了一长串的考古发现，包括一种叫做石灰华的石灰岩层——利用铀-钍分析方法测定了年代。此外，石灰华使作者得以重建过去的环境，显示存在多个潮湿而繁茂的“绿色卡拉哈里”时期，让人回想起撒哈拉[16]和阿拉伯[17]曾有过的绿意盎然时期。Wilkins等人使用光释光测年法对一些沉积物进行了年代测定。
Ga-Mohana山的一处沉积层大约有10.5万年的历史，包含42个烧焦的驼鸟蛋壳碎片和22个方解石晶体。这可能是个材料储藏库，里面的物品没有故意改动的迹象（燃烧被认为是自然发生的）。作者报告说，在历史逾8万年的南部非洲遗址中从未发现过这类晶体。
Wilkins及其同事系统研究了这些物品可能存在于那里的所有原因。
在排除了所有可能的自然解释之后，就像法医研究人员在调查中排除其他可能情况一样，他们只剩下一个结论——人们特地收集了这类非实用性物品。研究者推测它们被堆积起来可能出于某些象征性目的；这是一个迹象，显示它们的收集者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其他早期的非洲遗址是否有类似的发现？在南非西部，Diepkloof洞发掘出了许多烧焦和被雕刻的驼鸟蛋壳碎片，它们距今约有6万年。
在Diepkloof洞[8]以及Ga-Mohana山，这些壳可能是古代水容器的残余，在更晚些时候的遗址中很常见。如果是这样，它们的主要作用也可能是功能性的，而非象征性的。鉴于Wilkins等人发现的物品的年代，鸵鸟蛋壳未经装饰（就像Diepkloof洞中的一样）或没有做成珠子，可能并不令人意外。
这些情况大约在5万年前，在坦桑尼亚的Magubike[9]岩棚和Panga ya Saidi[10,11]才开始出现；Panga ya Saidi是位于肯尼亚海岸附近的一个洞穴群，其中的人工制品约跨越了7.8万年。
Wilkins及其同事表示，他们的发现表明调查南部非洲内陆的遗址势在必行。在东非，我想说我们存在相反的问题，因为考古学家几乎从未调查过石器时代的沿海遗址。
事实上，Panga ya Saidi可能是有史以来发现的第一个包含跨越如此漫长石器时代时序的东非沿海遗址。那里的中石器时代居民制作了驼鸟蛋壳珠和蜗牛壳珠，使用代赭石作为颜料，并在与草原截然不同的森林环境中收集资源（草原被假定为中石器时代的常态）。挖掘Panga ya Saidi的目的是研究整个印度洋的贸易联系，大量石器时代沉积则是意外发现。
即使是东非的中石器时代内陆遗址——曾被认为已充分了解——也有意外的收获。例如，在肯尼亚的Olorgesailie遗址[12]，人们长距离运输石材原料，并用赭石制造颜料。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Katanda，有一条河里生活着大型鲶鱼，附近的人们制造了骨叉和其他渔具[13]，以利用这些丰富的河流资源。在石器时代晚期（LSA；4万年前之后），用矛刺鱼的能力很常见，但它出现在中石器时代却是意料之外。
坦桑尼亚的Mumba洞[14]是东非第一批以中石器时代为重点的发掘现场之一。发掘工作由挪威考古学家Margit Kohl-Larsen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展开。同期，她的丈夫Ludwig正在几公里外的埃亚西湖附近和利特里收集古人类化石；后来英国考古学家Mary Leakey及其同事在利特里发现了375万年前的古人类脚印。它们是由双足个体产生的，也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18]。
Mumba包含中石器时代沉积物，其上方还有石器时代晚期沉积物。没有任何技术突变的迹象；中石器时代存在创新技术，而这些技术在进入石器时代晚期时几乎没有变化[14]。
Wilkins等人强调，有必要在对中石器时代及之后的创新证据进行整个非洲大陆范围的检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我们最近的共同祖先的文化演变。后来的智人[5]的非洲化石记录表明，似乎没有随时间推移的任何单一技术和社会发展模式。对鲜为人知的地区进行调查和挖掘，将有助于阐明是什么使我们的直系祖先在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成为真正的现代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