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的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类疾病的列表中移除，正式宣告“同性恋不是病”。5月17号这个日子，也逐渐发展为“国际不再恐同日”。然而，31年过去，对于LGBT群体来说，外界的恐惧和不认同并没有消失。前有因为性别气质不像男孩子而遭受校园霸凌的“玫瑰少年”，后有留下遗书自杀的同性恋公务员，作为少数群体，TA们仍在遭遇不平等和暴力。
当我们讨论恐同时，还有一个角落常被忽略——当外界的恐同情绪蔓延时，性少数群体的内部也会出现恐同。他们可能会因此躲在柜中，害怕暴露自己，甚至无法与“不一样”的自己相处。这种恐同往往更隐蔽，却可能也更具危险性。
同性恋的恐同现象也被称为“恐同内化”（Internalized homophobia），是将外界的敌意与歧视内化到性少数群体之中。同性恋群体的恐同有多种形式，比如不认同自己的性取向。西南大学的学者曾调查过中国西南地区的性少数群体，37%的受访者希望自己不是同性恋/双性恋，13.6%的受访者则希望通过专业帮助将自己变为异性恋。
处在异性恋主流的社会中，从小潜移默化习得异性恋模式下的性别角色，并被告知需要遵守社会所期许的主流性取向规则——这个时候，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接纳不一样的自己。这种情况在低龄性少数群体中更常见，有的人无法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甚至试图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或性别认知。电影《拍拖故事》中的主人公艾迪便是如此，他为了否认自己的性取向，尝试着与女孩约会、向上帝祷告、不断在纸上写下“我不是同性恋”来催眠自己。
但是，这些方法除了让他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以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深柜”是同性恋恐同的另一种表现。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压力是巨大的，这种外界的恐同会“传染”性少数群体，他们即使明确自己的性取向，也可能恐惧于将其表露出来。不出柜并不是懦弱，而是现实中出柜的风险实在太大：父亲的责骂、母亲的眼泪、同学的霸凌、周围人的指指点点甚至陌生网友的羞辱，每一项都是堵在柜门前的磐石。
压力之下，柜门紧闭，他们无法自由表达，只能隐藏自我。但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选择将伤害转移给他人，比如“骗婚”。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北京大学、北京同志中心发布《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高达84.1%的已婚性少数受访者选择与异性恋配偶结婚，只有13.2%与异性的同性恋者组成形式婚姻，2.6%在国外登记同性婚姻。
中国艾滋病干预专家张北川教授估算，截止2016年，中国大陆约有1600多万女性被骗婚，嫁给了同性恋男性；其中许多同妻会遭受丈夫的冷暴力、家暴，甚至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这部分同性恋群体，将自身所承受的恐同压力转嫁到了无辜的异性身上，这也加重了外界对于LGBT群体的不理解。性少数群体的恐同，追溯其源头，仍是社会在性别刻板印象之下的不接纳。
这些因素，造就了社会大众对性少数群体的异样眼光，进而阻碍了他们对自己的完全接纳和自由表达。仅仅是因为性取向或性别认知不同于大多数人，为什么就要被社会排挤？其中原因错综复杂，被提及最多的是对性少数群体的污名化。虽然同性恋早在2001年就从我国的精神障碍诊断中去除，但2017年对国内心理咨询以及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调查仍显示，35.3%的从业者觉得同性恋是心理疾病，11.3%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缺陷。
男同性恋群体被贴上的艾滋病标签，也是常见的污名化现象。以我国2017年报告的艾滋病数据为例，性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其中异性传播占69.6%，男性同性传播占25.5%。从总数来看，异性间的性传播是首要途径。社会中主流的性别角色观念也会导致恐同。在父权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各有一套专属的性别角色外衣：男性是阳刚的、主动的、勇敢的；女性则应该是被动的、母性的、情绪化的。
任何穿不进这套外衣的人，都会被归为“异端”。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这种简单粗暴地将人归类为不同群体的做法，会加剧群体间的差异和对抗。社会支配理论则认为，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群体间的不平等。从人数和主流传统的角度，异性恋始终作为优势群体，享受着地位带来的特权，这种特权让他们能够抗拒相对弱势的性少数群体，甚至进行歧视。除此之外，恐同还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分析了158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人均GDP增长与恐同水平下降相关。在男女不平等、医疗保障水平低、生活满意度低的国家中，社会恐同氛围也更明显。一些个人特征也与恐同程度相关。男性恐同的概率更高，并且对男同性恋的歧视大于对女同性恋的；女性对性少数群体则更为包容与温和。缺少同理心和移情能力的人也更容易恐同，他们可能无法体谅性少数群体的处境，甚至产生仇视态度。
宗教、地域风俗、传宗接代观念等因素，也左右着人们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
社会上的恐同情绪，不仅阻遏了性少数群体对自己的接纳，还给他们带来了真实的伤害。《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56.1%的性少数受访者会在家庭中遭受歧视，在学校和职场遭遇歧视的概率则为39.6%和20%。恐同情绪让他们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青少年群体也饱受影响——匹兹堡大学的研究发现，性少数青少年自杀的可能性是同龄人的3倍。
好在，恐同并非无法消解。2016年，《科学》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只需10分钟的交谈就能减少对跨性别者的偏见。当时，致力于减少跨性别偏见的工作人员，正试图游说市民支持一项保护性少数群体的法律。这些工作人员，有的本身就是跨性别者，有的不是。在与市民进行约10分钟的对话之后，当地人对性少数群体的恐惧不仅明显下降，下降幅度比过去十几年的总体降幅还要明显，并且效果持续了至少3个月。
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曾提出“接触假说”，认为群体间的良性接触可以减轻偏见与歧视。这在减少恐同的尝试中也很有效——了解和接触性少数群体，可以减少恐同的态度和情绪，还能帮助他们维护法律权益。“去污名化”也很重要。
2011～2015年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曾向某社区进行相关知识科普，包括在广告位投放反恐同宣传语、向居民发放5000多张与性少数群体有关的故事卡片、组织90多场主题演讲和活动等，有效减轻了这里的恐同氛围。在反对恐同的浪潮中，总会掺杂着一些恐同的声音。幸好，这样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小。
英国的数据显示，认为同性恋是“永远错误”的比例，从1987年的64％降至2012年的22％；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下降。异性恋者或许会不理解、不喜欢、不赞同；但放下偏见，花10分钟去了解这些与自己不同的群体，你也许会得出新的答案。
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轻松的外界氛围，能给他们充足的空间来接纳和表达自己。出柜或不出柜，只是每个人的个人选择，不必追随他人，也不必害怕自己。如果有困惑，这些方法或许帮到你：1）了解性取向、性别认知等知识，接受多元的性别与性向；2）参与性少数群体的沙龙活动，获取群体认同感；3）尝试建立有效的情感支撑，无论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成为与众不同的人，并不是一种过错。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都还拥有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