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及三七，大抵无人不知。三七是传统的中药材，因为传统文化认为它具有“擅疗金疮”的药效受人推崇，与其药效近似或形态近似的药物也被冠以“三七”之名，于是真正的三七是什么，也扑朔迷离了。关于三七得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讲到“彼人言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李时珍不太同意这种看法，他记载了另一种观点：三七本名“山漆”，其性如漆粘物，可以促进伤口愈合，故音近似。李时珍的说法有一定的缘由。
因为三七最早产自广西壮族苗族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称其为“chei”，李时珍讲其本名为“山漆”正是与其音有关。
不过人们对三七更多的理解，源自“三茎七叶”的说法。清代《植物名实图考》的作者吴其濬曾详细考证过，他甚至亲付书信询问广南太守确认，并在其著作中附上所画“三七”植物形态。吴其濬所画的三七，形态与产于北方的人参类似，其茎直立而上，出三桠而七叶。正如古人形容人参为“三桠五叶”，三七形态与人参类似，于是“三茎七叶”的意思就是植株生长三枚掌状复叶，而每片复叶有七枚小叶。
三七的每片掌状复叶有七片小叶。
了解了三七的形态之后，我们明白了三七和人参是关系很近的植物，同属五加科人参属。但是两者在中药里，对于“药性”的记载却完全不同。人参在中药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扶正补气之物”，而三七的作用是治疗“金疮”。三七入药记载始于元代，这个要比人参入药要晚一些。三七最早以方剂出现，而更多的关于药性的记载还是在《本草纲目》里。
自明代之后，三七入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也让三七和其“亲戚”人参一样，走上了野外灭绝之路。
北方的人参，起初并不是一味很重要的药材。到了明代，人参具有“滋补”功效的看法，在坊间传得越来越广。山西上党曾经是北方最好的人参产地，明代食用人参的热情越来越盛，产自山西的人参因为过度采挖很快野外灭绝。人们对人参的需求有增无减，于是东北的人参成为了人们狂热追逐的对象，让东北的女真人赚得盆满钵满。
人们将产自广西田州（今广西百色一带）的三七称作“田七”，因为原本产量极低，品质上好的田州三七被当地人叫作“金不换”。因为越来越大的需求，当地人发现野生的三七已经极为罕见，开始开垦林地人工种植。三七虽没有人参那样需求巨大，但资源稀少，人工栽培是必然趋势。不过好景不长，因为原生林地的破坏，三七田因为环境变化而逐渐废弃。人工栽培三七也逐渐从广西迁移到了云南和贵州。
直到欧洲人第一次描述这种人工栽培的植物时，野生三七已经几乎不见踪迹了。
1902年，邱园植物学家伯基尔根据1892年采集自云南蒙自的栽培个体，发表其为西洋参的变种。后因东亚不产西洋参，栽培三七又作为变种被并入假人参。直到1975年，植物学家吴征镒、杨崇仁提出，三七虽然是一种栽培植物，但从其形态以及地理分布上，它应该是人参属中的一个新种。至此，三七才正式成为五加科人参属中的一个独立种，而被人们科学描述的时候，它的野外种因为几百年的采挖，已经完全灭绝了。
三七真的在野外灭绝了？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很多植物学家，也正因此，人们才一再拖延，不愿意将三七确认为独立种。因为一个合格的独立种至少要有个前提，就是在野外有一定的种群。1947年，植物学家冯国楣在云南屏边马关一带做植物调查。他在当地的原始林中发现了野生类似三七的植物。喜出望外的他将其标本带回研究之后，发现并不是三七，而是人参属另一种未被人描述的物种，随后发表为“屏边三七”。
而后人们不断在野外进行植物考察，在云南发现了6种野生人参属植物，它们的形态都和三七接近，却与三七不是同种。如今，人们已经明白，野生三七因为药用采挖在野外灭绝，而其他六种野生人参属植物，不应该再因为人类的肆意采挖，而被逼上灭绝的道路。因此，在云南屏边，人们建立了药用三七植物保护点，让这些“三七亲戚”的最后希望留存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