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得主、香港大学讲座教授管轶，在公众心中并不陌生。很多人都还记得，在新冠暴发初期，他“十倍起跳”的惊人之语。此后虽遭“网络暴力”，但疫情无情，最终给无知者狠狠上了一课。在今天新冠已造成1亿6000万感染，332万余人死亡后，始信此人绝非痴言妄语，只是一切的后悔都已太迟。
几十年来，管轶在病毒和疫情中，摸爬滚打，历经锤炼。从1997年香港的禽流感，2002-2005年东南亚H5N1，2005年青海湖候鸟及随后横跨欧亚大陆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爆发，2003-2004年的SARS疫潮，2009年新甲流（猪流感）的全球大流行，2013年华东H7N9感染事件，管轶和他的团队，始终踩在病毒出没的生死线上。
2021年4月7日，加拿大盖尔德纳奖宣布，把今年的全球卫生奖授予管轶和他在港大的同事Joseph Sriyal Malik Peiris（裴伟士），奖励他们为“深入了解亚洲各地新发传染病，尤其是人畜共患流感及SARS的暴发源头和疫情防控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
2003年的非典，大家记忆犹新。
2003年底、2004年初，可能再度暴发非典流行，虽然有人提过，并非机密，但可能大家并不熟悉，大多数人甚至可能毫不知情。其实无论是03年的SARS，还是今天的新冠，我们所面临共同的问题是：当Pandemic来袭的时候，如何以科学态度来认识未知病毒，采取应对措施。历史上我们曾经成功遏制过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尊重科学，以史为鉴，我想，这是在当前的疫情态势下，应该采取的最根本的态度。
2003年，当我们已经以微弱的优势鉴定出SARS是冠状病毒引起的时候，实际上这就回答了有关SARS第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剩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哪里来？是怎么出现的？这一次这个全球卫生奖颁给裴伟士和我，实际上我们只是其中的两个代表。当时我着手（SARS的调查工作）比较晚，实际上已经是5月7、8号的时候我才到的深圳，此前我在处理一些跟钟南山先生的合作（一些资料论文的撰写等等）。
当时我非常匆忙，但是在心里已经有假设，去寻找人类的感染源，或者叫中间宿主。
2003年10月冬天又（要）到了，广东又到了野味进补的季节。因为受到我报告的影响，中间有一段时间，那些野生动物是禁止售卖的。到了10月份，禁令根本没人听了，不知道是谁把它废掉的，所以各种野生动物都回来了。刚好我又转向另外一个方面，在做一个题目，就是要根据 SARS的受体分布，来找确定的宿主，所以要采活的标本。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购置了大概十几只动物，就在深圳CDC采了标本。这一次我们就不是盲目采了，只是针对以前发现过高度可疑阳性的那几类动物采：果子狸、貉（注：raccoon dog，一种又像狐狸又像狗的动物），还有各种獾，如猪獾、狗獾等，还有花面狸，这5类动物一做，百分比就很高了，明显它们是（SARS）阳性的。11月整个月，每个星期我们都到深圳的各个市场去取样。
根据第一次SARS的发病分布（第一波在广州），12月的调查，我们到了广州野生动物的批发部，叫增槎路市场，实际上整个珠三角的野生动物市场都是从那里批发出去的。
我做的第一件事，赶紧命令我的所有员工都去深圳和广州再多取标本。我本人2004年的元旦也在广州取最后一次标本。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的数据不坚实，就又会被那种困局困住：人家又一个论否，又是把你扣上政治帽子，所以我得小心一点。
我从广州元旦回来的时候，到元月2号早晨，那些结果全部出来了，放到我面前，我是有思想斗争的——第一，写不写报告？写给谁？当时的陈鸿霖教授，他是我从美国把他招聘回来的，03年的时候是我汕头大学的同事，也是我港大做博士时候的同学，只不过他是更早毕业的，应该是学长。他可以说是真正的教授，就比较有血气：这么严重的病难道不去说？我想，对，应该说，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办法说这个事。
上次是跟深圳政府说的，我想这次我们应该采取正规的途径跟中央报告，所以我就打了电话给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教育科技部副部长曹国英。曹国英比我小几岁，他老是叫我大哥。我说，小曹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电话里不方便说。
然后我跟他说，SARS可能回来了，而且现在广州就有病例了，据我们动物调查，三四百个标本中，阳性的标本已经超过了100个了，而且浓度、每个动物的泄毒量都特别高，所以SARS回来是肯定的，只是回来多久的问题。我告诉他，这种情况我想直接报告给中央，你觉得这样是否妥当？他说，这当然很重要了，要报告给国家。
于是我就开始写报告，元月2号，我从中午开始手写报告，当时我的拼音也不准，你看我现在连普通话都说不准，然后写英文也没必要，所以我直接用手写，又把一些图表和总结附在上面，光报告我就写了5页纸，写完以后大概是接近下午6点了。当时曹国英同志是跑步去报告的，他说我们马上用 special cable（特殊电报）向中央报告。
我连报告底稿都没有，因为只有一个手写的copy，没有复印件，我现在也要追它的版权（笑），他拿走了没还给我。这个报告就这样发给了中央。
我的使命也结束了：第一，有没有SARS？有；这个是不是新SARS? 是的；怎么处理？干掉它。这三个结论有了，我也说清楚了。所以大概在傍晚时分，我赶车回香港，回去的路上他们的卫生厅办公室主任就跟我说，管教授你帮我们的大忙了。我说什么大忙？他说：“你不知道吗？
实际上我们已经关（隔离）了三四百人了！不止你讲的只有一个病例，还有其他的。” 我在赶往东站准备去坐直通车的过程中，钟先生也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会按照（我的）办法去做。那已经是1月3号的下午六七点钟的事。他们开会了，我也很快就回香港了。3号晚上，他们开完会，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应该怎么办。他们说，现在他们开会做了决定：第一，1月5号开始采取行动，准备用一周时间把整个广东所有野生动物市场上的动物全部干掉。
为了体现这是内地和香港两地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所以我们会来香港跟你一起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就有许锐恒主任带着一帮人，两地同时开新闻发布会，然后各个政府部门就奔赴各个市场灭杀（野生动物），1月5号开始行动，到1月12号全线结束。
实际上最后一个确诊的病人出现时间是1月7号，没有等到1月10号。从1月7号以后，整个广东就再没有这样的（SARS）的病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