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自杀，是个沉重的议题。这样的悲剧，近年来频频发生。年轻的生命身体健康、前途大好，却自己选择戛然而止，让人觉得难以理解。这种难以理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周围的人因为不理解，所以难以预见，难以防备，难以阻止。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没有发现那个年轻生命的痛苦。另一方面，遥远的人因为不理解，所以会用更苛刻的态度来指责与悲剧相关的每一个人。
自杀的原因非常复杂，背后作用的因素有很多——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周围家庭、小环境、大社会、族群文化……光在个人的层面上，风险因素就包括本人的基因易感性（家庭有近亲自杀过）、精神疾病（比如原本就患有抑郁症、躁郁症、精神分裂等）、身体疾病（哮喘、癫痫、慢性疼痛等自杀风险特别高）、较为冲动、曾被欺凌、童年经历逆境和创伤比如曾被虐待等等……很多自杀者有精神疾病——自杀身亡者60%的患有抑郁症，患有躁郁症的青少年里20%有自杀企图，患有厌食症和贪食症等饮食失调症的女孩的自杀行为风险明显增加……
自杀是悲剧，许多自杀是疾病所致。它不应被美化，也不应被污名化。它应该被视为一个全社会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高中生汉娜因为校园霸凌等问题自杀 | 电视剧《十三个原因》
青少年自杀，到底是为什么？《不同族群的年轻人里的自杀行为》（Suicide Among Diverse Youth）这本书里，讲了一个叫J的男孩的故事。J是个15岁的华裔男孩，他的父母是越南华人，家里既说中文也说越南语。
父母后来移民到美国加州，生了J和比J小两岁的妹妹，兄妹俩感情不错。J在学校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很好，没有精神病史，没有酗酒吸毒，生长发育过程里也没啥明显问题。唯一的问题是，父母觉得J最近太沉迷一款叫《部落冲突》的网游了，于是开始禁止他用手机和打游戏。
有一天，从学校回来的路上，J和父亲因为J的手机使用问题吵了起来。回到家里，J又因为想用妹妹的平板电脑而和妹妹发生争执。
吵架后，J在愤怒中冲出了家门，在附近走了一圈，最后去了火车站，打算在下一班火车来时跳轨自杀。青少年自杀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并不罕见。很多人觉得，青少年人生刚开始，青春健康前途无量，遇到的挫折也是些小事，怎么会去寻死呢？事实上，全球15~29岁的年轻人，死因排第二位的就是自杀。我国情况也类似，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自杀在10岁之前还比较少，但在此后就风险迅速上升。
10~25岁之间的青少年非疾病死因里，自杀可以排到前三，另外两个分别是交通事故和溺死。有自杀念头的青少年，差不多7个人里就有一个。他们沉默无声，但就在你我身边。
2007年有一篇文章调查了2416个从五年级到高二的上海中小学生，发现认真考虑过自杀的人占15.23%，有自杀计划的人占5.84%，有过自杀行为的1.74%。
2012年有一篇文章调查了杭州市的7335个初中生到大学生，其中有14.3%的人认真地考虑过自杀，6.9%的人已经定过自杀计划，2.1%的人有过自杀行为，1%的人反复尝试过自杀。接受调查的都是还活着的人，但也可以据此估算死亡——自杀未遂和自杀身亡的比例，一般是在10:1左右。
接着讲J的故事。J没死。火车来了，但速度很慢，J担心死不成还留下终身残疾。犹豫再三，火车开走了，J在车站又呆了几分钟，然后回家了。在家里，J和妹妹聊起了自己去火车站打算自杀的事，并要求妹妹绝不把这事告诉父母。妹妹非常不安，第二天，她在学校和自己的朋友谈了这件事，继而惊动了学校。学校紧急联系了J的父母，正式建议他们带J去看医生。
通过和J以及J父母对话，医生发现了两件事——①父母觉得自己和J的关系很正常。而J则把“和父母交谈”列为会令他恐惧的事情之一，因为长久以来，父母不断批评J懒惰、很少帮忙家事。②父母觉得J的问题在于沉迷游戏，不在现实里交朋友。他们认为，没收手机后，J就会转向与人交往了。
而J则表示，自己并不是“沉迷游戏”，只是觉得无聊或者感觉难受时才玩，另外，他害怕和父母交谈，因此呆在自己房间里打游戏是一种躲避父母的办法。他跟妹妹或者堂表亲在一起玩时就不需要玩游戏，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时，他可以舒适地做自己，而不必担心被评头论足。
至于交朋友，J说自己本来就内向，而且特别害怕被评判、被羞辱、被社交拒绝，他恐惧和人互动，恐惧在班级里发言，因为那一刻他会成为全班人盯着看。
他初中时曾有过很好的朋友，但后来朋友搬家了失去了联络。从此，J的朋友就剩下了13岁的妹妹，以及在网游里交到的网友。然而，父母开始注意到J花在游戏里时间越来越多，于是J和父母之间不断爆发冲突。当父母没收了J的手机，J和游戏网友完全失去了联络，也失去了减压的方式和空间。在又一次争吵后，有了J的火车站尝试自杀之行。青少年自杀的第二个特点，导火索常常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于是有人据此得出结论——“现在的青少年实在是心理脆弱，一点打击都承受不了”。实际上，青少年自杀，往往是“最近的直接诱因”再加上“久远的危险因素”——后者虽然发生在过去，却还在影响青少年的心理。最近的直接诱因，可能是一个耳光，一句斥骂，一场争吵，一个处分，一个拒绝，一次失恋，一个低分……总之，都是小事。
而久远的危险因素，也许是五岁时受到的虐待，近六年来的孤独与无助，两年前开始的校园欺凌……问题在于，假如当事人逝去，就很难再弄清“久远因素”为何了。
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为7.4%。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抑郁和重度抑郁也呈上升趋势。小学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9%~3.3%。初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7.6%~8.6%。高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0.9%~12.5%。每十个高中生里，就有一人已经到了重度抑郁！
作家刘亮程说，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我们只看见最后的那一记打击，更多的伤痕被沉默地埋在了他们心中。孩子有自杀念头，但很多父母并不知道有项研究调查了自杀未遂后被送到急诊室的青少年患者，发现85%没告诉任何人自己有自杀念头；90%的自杀尝试，是父母不知道的；近70%从考虑自杀到开始行动，间隔不到30分钟。这意味着许多青少年死去后，父母都是惊痛茫然的——怎会如此？我们亲子关系很好啊？
我事先一点都没察觉……
J在尝试自杀之前，已经情绪低落了六个月。他觉得孤单，抑郁，绝望。慢慢地，他开始相信没有人在乎他。J的父母当然是爱他的，但论文里这样评价这对父母——“他们能力有限，只会禁止J打游戏，而无法提供活动来帮J与同龄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父母禁止J打游戏是希望J去交友，但客观上的效果，是让J又失去了仅剩的一点同龄人社交联系。
那栋小房子的支柱本就不多，父母提起斧子就又砍了一根——哪怕是“为你好”，结果也是增加了小房子倒塌的几率。
J的父母具体如何跟他对话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和J交流的方式，不是让J感到自己被理解被支持，而是让J感觉被批评被否定。慢慢地，J开始恐惧与父母交流。
父母越严厉，孩子越容易内疚有研究发现，华裔父母常在孩子身上使用“负罪感策略”（guilt-inducing strategy），具体操作如：“我们这么努力工作来给你提供一切，你为什么还不开心/成绩不好？” “我们这么辛苦，你就这样回报我们？” “你什么时候才能每天高高兴兴/成绩变好，这样我们才能开心起来。
”负罪感策略很好用，比起欧美青年，华裔青年更努力地想考出好成绩取悦家长（但对考试的焦虑程度也更高）。负罪感策略也有代价。当父母不断告诉青少年要为父母的情绪负责（我不开心都是因为你），青少年就会越来越内疚。当青少年感觉自己怎么做都达不到父母的期望，他们就会痛苦绝望。而且他们不愿求助或者就医，因为担心这样会给父母增加额外负担，也担心会给自己招来额外的责骂。
慢慢地，华裔青少年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甚至就算去看心理医生，这种习惯都会延续下来。有些欧美的心理医生发现，亚裔青少年表达的“自己在好转”更可能是谎言，他们只是习惯性地在说心理医生想听到的话，就像他们习惯性地说家长想听到的话一样。
在华裔家庭里，父母越是采取严厉管教，青少年就越容易抑郁。在亲子冲突严重的家庭里，青少年的自杀风险提高了30倍。
还有研究显示，感觉到“自己令家庭蒙羞”，会导致更多的自杀念头。如何挽留年轻的生命？J为什么能活下来？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是因为火车恰好开得很慢，必然是因为，他有一个感情好、彼此信赖的妹妹。最后拉J一把的人，其实是妹妹。如果没有妹妹这个倾诉出口，J的这次火车站之行将无人知晓。而他的下一次尝试，也许就导向死亡。
而心理医生的重点放在了两个方向上。
一是让J和父母一起进行家庭治疗，父母需要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才能让J不那么恐惧和他们交谈。另外，父母也要意识到，在现在这个时代，网友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友谊。二是针对J的社交焦虑症去进行认知行为治疗。J意识到，网游确实帮他逃避痛苦，但也使他没法接受社交挑战因而难以成长。经过治疗，J找到了这样一个新朋友，既对同一款网游感兴趣，又能每周和J一起在户外打篮球。J后来报告说，他的焦虑在改善。
青少年自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预防青少年自杀，也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最需要关注的，可能是那些有过自杀念头或自杀经历的青少年。他们不是在“要挟吓唬人”。有个实验曾追踪了1018名自杀未遂者，在14年的随访研究中，6.7%死于自杀。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在医院里可以得到照顾，但出院后又掉入缺乏支持的境地。有办法长期帮助这样的青少年吗？关注有过自杀念头或自杀经历的青少年 | 图虫创意
社区可以如何支持青少年？2019年《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上的一篇研究建议，组建一个“青少年提名的支持小组”（Youth-Nominated Support Team，YST）。除了教育青少年，这个策略也教育了青少年周围的成年人。研究者鼓励十几岁的青少年提名父母之外的、自己认识的、关心他们的成年人——可以是老师、其他亲戚、或者善良的邻居。
研究者会去劝说这些成年人，告诉他们，只要做一个有爱心的支持的人即可，不用为孩子做出的任何选择负责。然后，这些成年人会接受专门培训，学习如何与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交谈，青少年的具体心理问题是什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自杀警训，如何确保他们坚持治疗，如何主动去接触、去交谈、去帮助……在随后的3个月里，研究人员还会每周打电话给这些成年人，询问进展并给予指导。
最终的目的，是在青少年周围搭起一个长期存在的支持网络，也让青少年感觉到自己与他人有联系、被关心、被肯定、被理解。11~14年后，采用普通干预的225个青少年里，有13人死亡。而在有支持小组的223个青少年里，只有2人死亡。
学校应该提供哪些帮助？除了社区支持，学校也可以起到重要的干预作用。一方面，学校可以反校园霸凌，开展生命教育课程，举办预防自杀讲座，宣传心理卫生知识，减少青少年的自杀念头。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建立危机预警机制，重点关注那些学业困难、家庭困难或被霸凌的青少年，确保他们想求助时可以得到专业协助。
家庭该怎样帮助孩子？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地方，是他们最初也是最后的避风港。
家长应该提升教育子女的能力，与子女交流的能力，理解和支持子女的能力。倾听青少年的声音，即使你觉得他们的烦恼“不值一提”。对成年人来说无关痛痒的小事，对青少年来说可能是天崩地裂的灾难。青少年对社会压力非常敏感。青少年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冲动，过度敏感，在遇到事情时会应对错误，而让自己陷入更加糟糕的局面。
家庭不和、学业压力、交友受挫、经济困难……这些负面事件每个青少年都会遇到，但有了家庭的支持，他们就不至于完全失去勇气和信心。同时，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得了心理或精神疾病很羞耻”，疾病并不可耻，要及时带孩子寻求医疗帮助。
故事中的J活下来，偶然是因为火车恰好开得很慢，必然是因为他有一个感情好、彼此信赖的妹妹。 | 电影《阳光小美女》
自杀，与其说是“个人性格问题”，不如说是“公共卫生问题”。
正因如此，世卫组织才特地出了预防自杀的专刊，提到了三个层面上的预防措施：①面向全人群的通用干预，要宣传心理健康知识，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心理医疗服务，让人们更难接触到自杀工具，最后，让媒体报道自杀时更负责任，比如“不要清楚描述方法，不要提供自杀地点的详细信息，不要使用未经剪辑的视频录像”……不要引发“自杀传染”。
②面向“脆弱的易感人群”的选择性干预，比如多宣传热线电话等求助渠道，比如培训专业人员识别高危人群。③面向“更特定脆弱人群”的针对性干预，比如对于已经尝试自杀的个体，在医疗结束后要继续进行随访，提供社区支持等等。
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谁会伤害自己，也不可能保护到每一个人。但所有的努力、培训、学习和干预，只要能留住一条宝贵的生命，就是值得的。从社会，到学校，再到家庭，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我们可以增强方方面面的“保护性因素”，而不是把改变的责任全压在自杀者这个最弱的一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