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在性别比这个问题上，我国现有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与2010年（105.2）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
性别比和出生性别比，是一个引人关注的数据。从这次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性别状况在改善，但依然是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失衡40年。这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依然存在男多于女，相差3490万。而且从过往的抽样统计来看，65岁以后，女性的人数会多过男性。所以在65岁以下，男性比女性多出的人数应该还不止3490万。
出生性别比，更是反映了未来人口的性别比例。所谓“出生性别比”（sex ration at birth，SRB），就是一段时间内某地区每出生100个女婴，同时出生了多少个男婴。一般来说，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应该在103~107区间内。低于103，叫偏低。103~106.9，叫正常。超过107，都算偏高，无非程度区别。如果超过130，那就叫极度偏高（extremely high）。
我国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引起关注，是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当时就发现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到了107.2，超出了正常区间。此后的历次普查，性别出生比都不正常。2007年抽查，出生性别比甚至到了125.5的峰值。不仅如此，性别比失衡的地区范围还在扩大。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失衡（>107）的省有12个。
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除了西藏和新疆，剩下的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出生性别比正常。这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出生性别比是111.3，属于中度偏高（fairly high）的失衡。至于分地区的性别比，还要等后续的详细信息。
性别比到底是真失衡，还是数据有误造成了假失衡？早在1982年刚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衡时，就有了这个争论。当时就有专家认为，瞒报、漏报女孩，不给女孩上户口，导致了性别比假性偏高。然而，随着更精确的统计数据越来越多。学界逐渐意识到，女孩的瞒报漏报的确存在。但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也是真的失去了平衡。比如说，一个对湖北天门农村地区的调研就发现，出生性别比开始升高的时点，正是B超诊断仪被广泛使用的时点。
又比如说，这几年的“天价彩礼” “光棍村增加”之类的新闻，都可以归结于男性结婚难，男性出现了婚姻挤压。越是穷的地方，男性越难娶妻。而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研究还发现，收入越低，越是偏好男孩，p值＜0.001，意味着这个相关度比较明显。这可能意味着，越是在收入低的群体中，男孩偏好越明显，出生的女孩越少。而婚姻常常是在类似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里进行的。
于是低收入阶层里，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女性明显偏少，男性则出现所谓“婚姻挤压”，又称“娶妻难”。
2020年，吉林大学的研究也发现，男性终身未婚的城乡差异不断拉大，农村00后男性面临严重婚姻挤压，主要是因为城市和农村未婚人口性别结构有差异。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估认为，到2020年，20~45岁的适婚成年男性里会有3000万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这正是流传的“三千万剩男”说法的来源。还有研究预估，2035年适婚男性将多出4200万。未来几十年里，男性终身未婚的比例将在10~15%。目前每年“过剩”的男性在100万以上。要到2060年之后男性婚姻挤压才开始减弱，每年仅“过剩”50万男性。
2015年，河南农业大学的研究发现，农村出现“重返光棍”现象，女性离婚后容易再嫁，而男性离婚后再婚难度极大，很多人从此一直单身。
2018年，天津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走访了河北三个村庄的1.7万人，也发现了类似的“重返光棍”现象。当地女性即使残障，即使离婚带着孩子，也不愁嫁。比如L村的一个女性决定和丈夫离婚，但手续尚未办好，就已经接二连三不间断地接到了说媒的电话，而且彩礼、房车的标准一点不低。如今说媒时，男方对于女方结过几次婚已经不在意了，只在意女方愿不愿意踏踏实实过日子。
婚姻挤压的另一个结果是，这三个村庄里出现过不少外籍新娘。从2013年开始，经由婚姻中介带领出国相亲，当地娶到了不少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尼等地区的东南亚新娘。然而，东南亚新娘来了又走的现象比较普遍，原因可能包括不适应环境，觉得生活条件不如预期，或者一开始某一方就存在骗婚问题。现在，村民开始意识到跨国婚姻存在很高的破裂风险，因此出国相亲的情况也在减少。
从“在国内找”，到“出国找”，再到“不出国找”，反映了农村男性择偶难度已经是极高了。
研究者认为，这些男性遇到婚姻挤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例如在河北，出生性别比：1990年是112.7，2000年是118.5，2005年达到了120.1。当地男性结婚难，是2012年左右开始明显的，正是1990年出生的人达到法定婚龄的时候。
性别比失衡，还会造成养老和犯罪问题。
出生性别比升高，对人口结构和社会安全，都有不良影响。维持人口更替会更难，犯罪率会升高，农村的养老负担也会更沉重。拿人口结构来说。性别比失衡，其实会加速人口结构恶化。在讨论生育率的时候，常常提到一个概念：“世代更替水平”（replacement fertility）。意思是，平均一个女性一生中需要生育几个子女，才不会让人口总数一代代越来越少。
说到“世代更替水平”的时候，常常提到的数字是2.1，这个数字基本考虑到了有的女性不生育，有的孩子会夭折。但其实，2.1这个数字还有个隐含前提——性别比需要基本正常。什么样的生育率能维持“这一代人的人口≈下一代人的人口”，是跟“这一代人的性别比”有关的。在性别比不正常的地方，比如明显男多女少的地方，“世代更替水平”就会明显升高。
比如说，想象一下极端情况——如果十个人里，一女九男，这个女性得生10个孩子，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如果十个人里，九女一男，平均每个女性只要生1.11个，就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我国育龄（15-49岁）人口男多于女，所以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的生育率是大于2.1的，据估计可能在2.2~2.3。而这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3，也就是预期每个女性平均生育1.3个孩子。
这之间的差距相当大。
性别比失衡既造成宏观上的养老困难，也导致个人的养老困境。终身未婚的农村男性在步入老年后，往往经济困难，又没有家庭照顾，因此非常依赖社会保障。2011年的一个研究分析了2008~2010年的三次农村人口专项抽样调查数据，发现目前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有接近16%打算依靠政府救济养老，还有接近29%对养老没有准备。但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未来的农村养老恐怕会出现危机。
性别比失衡还会导致一个问题，犯罪会增加。2011年，西安交通大学的论文《性别失衡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里写到，男性犯罪率比女性高，大多数暴力犯罪都是由年轻、社会经济地位低的未婚男性犯下的。男性人口及未婚男性人口的增多，会危及到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有研究分析了中国26个省份17年的数据，发现性别比每提高0.01，暴力和财产犯罪上升约3%。
吉林大学研究者2020年的论文里也提到，一些大龄未婚男性可能性侵幼女或强暴妇女，对儿童和妇女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两性平等，才能让性别比恢复正常。第七次人口普查，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普查工作。700万名普查人员，对全国所有家庭和人口进行了全面普查。还随机抽取3.2万户进行了事后质量抽查，结果显示，第七次人口普查漏登率仅0.05%。这份最新的调查数据，再一次指向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确少了几千万女性，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的确是失衡的。
出生性别比之所以会失衡，是源于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
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者2010年左右在陕西访谈，总结出偏好男孩的几个因素，比如宗族、继嗣文化；现实经济因素；家庭社区压力。认为只有男孩才是“后”，才能传宗接代。女孩既不能进家谱，也不能在丧礼上砸瓦罐。社区间的风气也加重了这种歧视。这无疑会形成对男孩的偏好。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文化里存在的性别不平等，使得女性在家庭地位、经济能力、基本权益、生存条件、发展机会和社会评价上都居于弱势。
对单独的小家庭来讲，生育女孩变成一件经济效益上“不划算”的事。这也会进一步恶化出生性别比。
男尊女卑的传统糟粕，导致了出生性别比失衡。只要社会依然重男轻女，堕女胎、杀女婴就不会停止。而出生性别比失衡导致的恶果，也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