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自然博物馆的展室里，有几千件玻璃制成，栩栩如生的“植物标本”。娇小洁白的苹果花绽放在缀满新叶的枝条上，花蕊根根分明；皱唇蕾莉亚兰娇艳饱满，皱褶的花瓣像精致的蕾丝裙摆；丝瓜藤上的卷须弯弯绕，多肉“七福神”叶片上的尖刺仿佛能刺穿指尖，而捕蝇草的“夹子”里，居然还停着一只小苍蝇！这些玻璃植物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遗憾的是，已经没有人可以复现这些技艺了。
这些玻璃制品“标本”，都出自一对父子，利奥波德和鲁道夫·布拉什卡之手。生活在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的父子俩，来自现今捷克和波兰交界地带的匠人村，是玻璃制品世家。利奥波德在一次去美洲的远洋航行中，被各种各样的水生生物迷住了。水母晶莹剔透的样子，就仿若美丽又脆弱的玻璃；而它在离开水之后就会迅速脱水、变色、干枯，无论怎样的标本技艺都无法保存它们原本的模样。如何复现生物存活时的模样呢？
利奥波德想到了玻璃制品。
玻璃这种稳定的二氧化硅与其它物质的混合无定形体，几乎不与常温的空气和水产生反应。利奥波德·布拉什卡在回到德累斯顿之后，开始尝试用玻璃重现这些水生动物。随后，他也开始用玻璃制作花草植物，技艺在打磨中日渐精湛。
利奥波德·布拉什卡的这个爱好很快就吸引了萨克森的各路权贵，让他制作各种各样的、永不凋谢的异域植物，特别是兰花。然后，名声很快传到了德累斯顿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那儿。馆长路德维希·赖亨巴赫长久以来一直为标本的“失真”所困扰，他根本找不到机会给学生们展示“真正的”海洋生物长什么样，学生们唯有看着博物素描和干瘪的标本脑补，而玻璃模型简直是完美的教学替代品。
1863年，他找利奥波德定了一批标本，并建议他去做全世界的博物馆、大学的独门生意。利奥波德技艺高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因为有长久以来的自然观察做积累，不管是海洋生物还是各种植物，他的标本在解剖结构上也相当准确。名声打响了，各地博物馆、大学的订单纷至沓来，而利奥波德此时也带着年轻的儿子鲁道夫，开始为世界各地的机构制作教学用具。
而真正成就父子传奇事业的，还是远在美国的哈佛大学的植物园。1880年，时任哈佛比较动物馆馆长的乔治·林肯·古德尔正在筹建哈佛大学植物园，想要在馆藏和科研上，与大洋彼岸的邱园叫板。他看到了学校从布拉什卡父子那儿定做的玻璃水产，当即决定请他们给植物园做玻璃标本。植物标本也极难保存，容易枯萎，还要压平成“二维”。玻璃不仅能还原色彩样貌，还能3D立体地永久呈现，是真正的“永生花”。
但那时利奥波德·布拉什卡已经快60岁，准备把技术传给儿子之后就金盆洗手，他不愿再接这个大单子，毕竟给全世界做玻璃水母就已经能赚很多了。而这时，美国人使出了钞能力——哈佛大学博物馆的赞助人、同时也是生物学学生玛丽·李·瓦尔表示，一定要搞，必须要搞，我来出钱！布拉什卡父子：“你想用钱来收买我吗？……但钱实在太多了！”两人甚至放弃了海洋生物，转为全职制作植物。
为了植物的逼真效果，两人曾经多次造访德累斯顿植物园，也去过好几趟美国。儿子鲁道夫甚至还参加过加勒比海的远征。当时哈佛签的合同是10年，每年8800马克。但实际上，做植物成为了布拉什卡父子两人两代的终身事业，而玛丽·李·瓦尔前前后后为做标本赞助了50万美元。布拉什卡父子每年平均为哈佛提供120个玻璃标本。后来老利奥波德去世，儿子鲁道夫独自制作，速度慢了下来，还曾经历一战的动荡以及困难。
最后，哈佛一共从父子俩那儿拿到了4千多个标本，其中有近800株一比一大小的植物，剩下的是各种剖面图以及细节部件。鲁道夫还制作过一系列“腐烂的果实”标本，展示植物的病变过程，其逼真程度仿佛能闻到味道。可惜，80岁的鲁道夫退休之后，没有人继承他的技艺，他和妻子也没有小孩。散落在全世界的水产和植物标本，成为了一段瑰丽的传奇，在各地博物馆的呵护下，继续闪耀着晶莹剔透的光彩。
除了哈佛大学自然博物馆，你还可以在许多其他著名的自然博物馆与大学博物馆里看到父子俩的杰作，包括伦敦、柏林、维也纳，比利时的列日、爱尔兰都柏林、美国的芝加哥、匹茨堡等，当然还有父子俩老家德累斯顿。由于玻璃脆弱，不适合运输，对外展出很少。但许多博物馆已经把展品数字化了，大家可以在线上欣赏它们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