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被问到“你觉得一家有几个孩子最理想”这样的问题时，很多人会回答一个，即使是喜欢孩子的一般也就回答两个。一般来说，“理想的孩子数”，会大于“计划生育的孩子数”。而“计划生育的孩子数”，又会大于“实际生育的孩子数”。想生的，未必生得起。生得起，又未必生得出。当大家共同的理想孩子数不过是1~2个时，总和生育率一路走低，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生育率就没有超过世代更替水平过。即使开放了“全面二孩”，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止中国，全世界的生育率也都不太好看。全球224个国家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有96个。
讨论人口下降的《空荡荡的地球》里，提出了几个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比如：城市化让小孩变成负担，而非劳动力；避孕方法的发展，让女性可以控制自身的生育；公共卫生（洁净的饮用水、疫苗）让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所以不必“多生几个以防不测”；传统会劝生催生的力量——亲戚以及宗教，影响力都大不如前。如今，许多女性更审慎地对待生育问题。如果说一孩还因为社会压力而是某种“必需品”，那么二孩就是绝对的“奢侈品”。
在生二胎时，很多女性都坚持“条件不够就不生”。为什么不想生二孩？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经济压力。不论哪个地方，托育和教育费用都让人觉得压力山大。如果再考虑到为了孩子而支出的购房费用，或者未来孩子成家立业需要存的“六个钱包”，就更让人觉得“养不起”了。即使今年养得起，明年也不一定养得起。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也让人们不敢生。如果35岁就要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危机，还怎么养小孩？
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未来可能会下降甚至归零。而每养育一个孩子，就等于背上了至少十八年的大额贷款。即使有钱，也不一定有人手。如果夫妻双方里的一个人回家带娃，家庭的风险抵抗能力就会下降。如果老人来隔代带娃，则要面临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如果选择家政或者托班，各种虐童的负面新闻又让父母胆战心惊。就算以上都解决了，还有孩子看病难，入园入托难，公立进不去，私立费用高等等问题。
2019年郑州的研究里，国企女职工的孩子只有25%想方设法挤进了便宜又高质量的公立幼儿园。其余都不得不选择昂贵又质量差的私立幼儿园。另外，目前职场的工作时间，和孩子的上学接送时间常常是冲突的。如果家长总是请假接送，就会面临难以晋升甚至失业的风险。最后，随着价值观变迁，孩子带给父母的满足感其实在下降。现在的父母更希望靠自己实现梦想，而不是寄希望于孩子来实现梦想。
至于孩子曾经提供的养老、提供心灵慰藉等功能，如今也可以靠社会化养老、兴趣爱好等其他方法来满足。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家庭优越、经济稳定、幸福感较强的女性，能没有后顾之忧地生育二胎。2017年，湖南的研究显示，女职工生育期间得到的劳动保护越好，越是愿意生育二孩。2019年，河南的研究显示，女性得到的家庭支持和生活照料越多，幸福感越强，身体越健康，就越是愿意生育二孩。
2019年，福建的研究显示，主观幸福感越高，城市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公共教育满意度越高，农村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让女性回家，生育率就会高了？生育率和人口，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在这个问题上，一些歧视女性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比如常常出现这样一种论调——让女人出来工作，生育率才下降了。只要恢复到让女人回家带娃，生育率自然就会上升。很遗憾，这种想法不但歧视女性，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生育率。
城市化，已经让孩子从“劳动力”变成了纯粹的“吞金兽”。对科学育儿和对学历教育的追求，都让养育孩子的成本水涨船高。即使退回到男性独自养家，女性照顾家庭的模式，很多家庭也会因为担忧经济风险而不敢多生。支持女性即使生育也能重回职场，长远来看才是提升生育率的好办法。传统理论，加里·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认为，女性越是参与职场，收入越高，生育成本就越大，养育的子女就越少。
因此，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应该与生育率成负相关。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却发现，女性收入和子女数目不是简单的收入越高，子女越少。而是一条先降后升的曲线。当女性的收入升高到一定地步，生育的子女数目反而会上升。事实上，贝克尔的结论在1970-1980年之前是成立的。但在此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清华大学的研究者统计发现，1985~2010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总和生育率往往也越高。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的国家，总和生育率也越高。悉尼大学的研究者，也总结出了类似的曲线。瑞典、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都遥遥领先。随着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社会更加进步，两性更加平等，生育率会先下降，然后缓慢回升。
转折点在人类发展指数0.9左右，这大致相当于75岁的预期寿命（我国已经达到76.9岁），25000美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我国现在在10262美元），以及衡量识字率和入学水平的教育指数达到0.95（我国现在大概在0.66左右）。说回中国，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其实我国按照省份来看，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一直都是正相关的。
上图中，北京上海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主要是因为受教育时间长，因此15-19岁之间很少参与劳动；另外比较能保证按时退休，因此55岁后劳动参与率迅速下降。当然，其中还牵涉到各省份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之间，绝不是简单的“退出职场就会多生孩子”的关系。而就国家总体来看，由于促进两性平等的措施力度减弱，这几年中国总体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其实在下降。
同一时间段内，总和生育率并没有因为女性“回归家庭”而上升，相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不断下降，如今已经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才是正道要提升如今的生育率，办法绝不是回到低人类发展指数时的路子——把女性赶回家庭。人不能再次迈入同一条河流。社会已经改变了。我们不能退回低财富、低寿命、高死亡率、高文盲率的状况，也不能牺牲一半人口的潜力和生产力。如今，很多女性会选择先立业再成家。
先发展职业，到自己“收入下降”和“脱离劳动力市场”的风险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才选择生育。不会被职场抛弃，有存款或收入，是她们生育的前提。有意思的是，与具有传统性别观念的女性相比，具有现代平权观念的女性更可能获得相对更高的收入，从而抵御生育风险。2019年的一个研究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观念极其传统守旧的女性，工资收入比对应的男性收入低了58%。
而观念现代平等的女性，工资收入则比对应的男性收入低了25%。在女性群体中，平权意识越高，收入就越高。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女性，越可能“生不起”。而越是认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女性，越可能“生得起”。在生育带来的风险足够可控时才生育，不止是女性的理性选择，也是很多男性的理性选择。在经济波动大、个人责任大的今天，双薪家庭无疑更能抵御各种风险。
促进两性平等，减少两性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让女性有信心有办法回归职场，才是真正的“催生药”。而政府制定的影响生育率的家庭政策，可以被大致分为三类：1通用型家庭政策（general family support）：鼓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比如给每个孩子定额的育儿补贴，给母亲一定长度的育儿假。由于女性的收入一般低于男性，这样的政策更鼓励女性为了育儿和家庭退出职场。这种类型的例子有意大利。
2双薪型家庭政策（dual-earner support）：鼓励父母双方都实现“家庭-工作”的平衡。比如为生育的女性保留职位，给予的育儿补贴与母亲薪酬相关（母亲原本的薪水越高，则休育儿假期间补贴越多），给父亲专门的“父亲育儿假”。这样的政策，会保证女性不会因生育离开职场，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促进两性平等。这种类型的例子有瑞典。
3市场型家庭政策（market-oriented）：政府不太主动干涉社会里的性别分工，以上补贴都不多，让市场来解决生育中遇到的困难。这种类型的例子有美国。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发展家庭政策的重点，是双薪型家庭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帮助女性不要因为生育退出职场，才是“经济-人口”的双赢之道。工作与家庭，本不该是互斥的关系。
一段令人满意的人生里，本来就该有工作也有家庭，有实现个人价值，也有建立情感链接。就像一份健康的食谱里，本来就该有主食，有蛋白质，也有蔬菜水果。希望有一天，母亲们不必再被问到“你打算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男人怎么平衡，女人就怎么平衡。如果没有人能够平衡，说明社会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就是让母亲不必撕裂着取舍。工作和家庭，我全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