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的始末朗道1968年4月1日晚去世后，他的讣告在4月3日的《真理报》发布，讣告由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科学院其他领导人和主要物理学家共同署名，讣告称他为苏联的“国家骄傲”，表明了他在苏联国内享有崇高的地位。之后苏联革命博物馆还为朗道专辟展台，宣传这位国家英雄在科学上的成就和所得荣誉。
对此人们都认为理所当然，毫不奇怪。
然而，在他死后22年的1990年爆发的一场名誉官司，揭开了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原来直到去世依然是一个未结案的罪犯的真实身份，却令人颇为震惊。事情起源于朗道夫人科拉的外甥女迈娅·比萨拉比所写的《朗道的生活篇章》第四版。
朗道逝世后，比萨拉比女士利用她与朗道长期接触较为熟悉的优势，先后写过三本书，一本叫《朗道的生活篇章》（1971年初版），一本叫《朗道这样说》（2003年初版），最后一本是将前两本书合并写成的《朗道传》（2007年初版）。最后，这本书的中译本由李雪莹女士翻译，郝柏林同志作序，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中译本在国内颇受读者特别是朗迷们的欢迎。
然而，广大的中国读者并不知道作者比萨拉比女士曾因这本书的前身之一《朗道的生活篇章》第四版被人告上法庭，被迫在报纸上公开道歉的往事。原来，迈娅女士撰写的《朗道的生活篇章》1971年在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出版后，曾受到以金兹堡和栗夫席兹等为代表的与朗道长期共事、关系密切的物理学家们的严厉批评，并要求停止再版。
但由于该书讲述了朗道的许多日常趣事，较为贴近生活，在广大非专业读者特别是对朗道十分崇拜但又对他不甚了解的青年读者中很有吸引力，销路甚佳。加之作者受到批评后，注重了访问与朗道有接触的学者以充实所述内容，使该书更具吸引力，接连再版了两次。
为了更吸引读者，在1990年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行“公开化”的时代，迈娅女士在该书第三版刚出不到两年的时候急忙推出了第四版，在新版介绍中引人注目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本书是首次出版的没有空白的朗道传记，她揭开了朗道被捕和被释放的真实历史，第一次公布了叛徒的真名实姓，这个叛徒出于贪婪的目的，卑鄙地写了告密信污蔑朗道是德国间谍。
在书的正文中，作者明确地点出叛徒的名字是列昂尼德·皮亚季戈尔斯基，指控他“为了达到成为理论物理学教程《力学》唯一作者的卑鄙目的，向当局密报朗道是德国间谍”。除此之外，书中还绘声绘色地写道：“（朗道获释后）此人还不知羞耻地跑到物理问题研究所，请求朗道的原谅。朗道拒绝与他握手，说‘我从不原谅坏蛋’。于是这个人流着眼泪，伸着手呆若木鸡。”
迈娅女士企图以爆猛料的方式引起轰动效应，增加其图书销量，不料弄巧成拙，引出了一场官司。迈娅女士之所以敢于做此冒险，是她估计皮亚季戈尔斯基当时已不在人世，可以根据传闻大胆渲染。谁知皮亚季戈尔斯基那时虽已年迈，却还健在。看到这本诽谤自己的书，他愤怒不已，遂将迈娅·比萨拉比和出版该书的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告上法庭。
该案经莫斯科市巴乌曼区人民法院审理，根据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提供的有关“朗道案件”的档案材料，判定比萨拉比书中对皮亚季戈尔斯基的描述违背事实，构成诽谤，责令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及比萨拉比公开登报向皮亚季戈尔斯基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
1991年1月25日的《莫斯科晚报》第17版刊出了比萨拉比和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编辑特列比亚科娃的公开道歉声明，承认他们对皮亚季戈尔斯基名誉造成损害，请求得到他的谅解。
1991年8月19日《真理报》曾刊登过记者诺沃普良斯基的一篇文章，颇为生动地记述了这场官司的始末。可怕的痛苦沉重地落到了老共产党员列昂尼德·皮亚季戈尔斯基头上。莫斯科工人出版社新出版的一本书居然宣称他是叛徒和告密者。书中曾四次重复这句话，似乎要给他脸上烙下“恶棍”的烙印。其实，这是一本再版书新补充进来的最精彩内容，目的是引起轰动。
该书简介的第一句就宣告：本书首次揭示了叛徒的姓名，出于贪婪的目的，这个叛徒可耻地告密，指认朗道是德国间谍。此人的姓名在书中的许多页上闪现，他在1938年诽谤了20世纪最为天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把他送入监狱并几乎让他死在那里。在该书的123页揭发了叛徒阴险的企图：干掉年轻的朗道从而攫取其劳动成果。在125页则给出了庄严判决：绝不能宽恕皮亚季戈尔斯基这样的恶棍和坏蛋。
指控的严重程度成倍地增加，使一位已经80岁的老人震惊。他原有良好的名声、学位和职称，但这已是过去。现在他不过是一个卑鄙可耻的告密者。老人赶到出版社，恳求他们在该书尚未全部散发之前停止发售，但出版社认为他在胡说八道，根本不理会他的申述。他们的论据只有一个：作者是朗道院士的外甥女，你无法不相信她。而且，这已经是该书的第四版。
皮亚季戈尔斯基写给我的信中说道：“但在以前的几版中，她完全没有提到过告密，甚至没有提到过朗道被捕。当迈娅·比萨拉比准备该书的第二或者第三版时，她曾把我当作一位值得信任的朗道的旧相识，跑到我家来征求过我的意见。现在读第四版才知道，似乎她早在学生时代就知道我是个叛徒。很难想象，她怎么能和我这个叛徒坐在一起，喝着茶亲切交谈，并且在她给我的赠书上写下甜蜜的赠言。
如果她突然决定要根据时代精神修改自己的原作，难道不应当在给某人烙上叛徒的烙印之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核查，以确定这种指控是否真实吗？我的住处离莫斯科总共也就40km，来找我一次能费多久的时间呢？好吧，就算她没有义务搭理我，但是她总应该遵守法律的传唤在巴乌曼区的人民法院出现吧？然而，法庭三次开庭，三次延期，因为她拒不出庭。那本书还在广泛地发售，我仍被横加侮辱、任意践踏。我能到哪里寻求保护呢？
人们建议我去找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回信很快来到。编号为P-18609的刑事案件的材料仍然保存着，搞清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被捕的原因没有任何问题。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地区国家安全局局长V·普利鲁科夫根据这些材料，彻底地排除了皮亚季戈尔斯基与朗道被捕有关的结论。更为详细的文件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发出。
普利鲁科夫写给皮亚季戈尔斯基的回信称：“导致朗道被捕的原因是1937年被哈尔科夫地区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舒布尼科夫和罗申凯维奇在审讯中的供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中没有你与朗道被捕有关的任何信息，有关材料已通知莫斯科市巴乌曼区法院。”在法庭上，法官询问《朗道的生活篇章》一书的作者，她能否对自己声称皮亚季戈尔斯基是告密者提供任何证据。
比萨拉比回答道：她从小在学者的家中生活并长大成人，与朗道在许多方面作过交谈。她记得朗道从狱中获释后曾说过谁是造成他被捕的人。他也曾给别的人讲过这个荒谬绝伦的告密。即便如此，记忆也很容易捉弄人。在监狱呆了一年后半死不活地出来的朗道也可能犯错。谁能保证他对家人和朋友讲的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如果你不相信比萨拉比的书而是相信真实存在的文件的话，就会断定，朗道不至于把自己的案件讲给年少的外甥女……
法庭最后判定，作者和出版社完全不知晓朗道被捕的真正原因。《朗道的生活篇章》中一再宣称，似乎皮亚季戈尔斯基编造了朗道是“德国人的间谍”的告密信。然而事实上完全不存在任何告密信，而且从审讯记录显然可见，在一系列对朗道的指控中没有一次提到过他是间谍。《苏共中央消息》杂志1991年第3期公布了长达24页的有关朗道被捕的文件。这些文件铭记了这位学者一生中最为悲剧性的事件之一，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而在比萨拉比的书中，不但没有如实地讲述这个事件，反而充满了哗众取宠的推测臆断。法庭要求出版社和作者为了他们在书中发表“不符合事实的信息”向皮亚季戈尔斯基赔礼道歉。这场官司以皮亚季戈尔斯基胜诉、迈娅·比萨拉比败诉而结束，皮亚季戈尔斯基的名誉得以恢复。但经此打击后，皮亚季戈尔斯基的健康不断恶化，突然中风，两年多后去世，享年84岁。比萨拉比虽然输了官司，但凭借她的特殊地位，继续靠出版有关朗道的传记赚钱。
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她保持自己喜爱添加耸人听闻材料的固有写作风格，继续吸引不明真相的读者。朗道究竟是因何被捕的？皮亚季戈尔斯基与比萨拉比这场官司最引人注目的后果是揭开了朗道1938年被捕的真实原因和朗道从监狱被保释后他的刑事案件并未解除的事实。
鉴于苏联政府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1990年之前公开出版的所有朗道传，包括阿布里科索夫1965年和里万诺娃1978年写的两本朗道传略以及比萨拉比的《朗道的生活篇章》前三版均完全没有提到朗道被捕的事实。因此，除了少数知情者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苏联功勋科学家曾经被捕过，而且直至死后许多年他的刑事案件才得以解除。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之后，大力推行所谓“公开性”方针。
1990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统，促使通过了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法律，并开展了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大规模平反的运动。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为了迎合形势，比萨拉比急急忙忙抛出了她那本书的第四版，向公众正式公布了朗道曾经被捕过的事实，可惜她急于引起轰动，不肯认真核查朗道被捕的原因，结果造成诽谤他人，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那么，朗道究竟是为何被捕的呢？
1991年《苏共中央消息》杂志第3期以“列夫·朗道在狱中的一年”为题公布了有关朗道被捕案件的材料，其中共含以下12个文件：（1）1938年4月28日签发的对朗道实行逮捕和搜查的命令；（2）逮捕当日被捕人签名的履历表；（3）1938年4月28日卡皮察致斯大林的信；（4）1938年8月3日对朗道的审讯记录以及该审讯记录的两个附件（朗道参加编写的传单和朗道签名的个人供词）；（5）1938年11月10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致联共（布）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谢夫的信，随信转去同年9月23日玻尔致斯大林信的俄译文；（6）1938年11月13日关于对朗道停止侦察并提起公诉的决定；（7）1938年12月16日朗道签字的审讯材料记录；（8）1939年4月6日卡皮察致莫洛托夫的信；（9）1939年4月内务人民委员会侦讯部部长科布洛夫签署的有关朗道一案侦讯结果的证明；（10）1939年4月26日卡皮察写给贝利亚的保释朗道的信；（11）1939年4月28日科布洛夫批准的释放朗道及中止案件的决定；（12）1990年7月23日苏联总检察长高级助理国家司法三级顾问伊留欣核准的两项决定。
根据这些文件，我们可以了解到朗道被捕的真实原因以及卡皮察营救他出狱的具体过程。文件（4）及其两个附件是关键文件，从中可见，朗道被捕后审讯他的主要问题是他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从事破坏国防任务的活动”。此外，这些文件也明确地指出，朗道在莫斯科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参与了由他的学生科列兹起草的企图在五一节散发的恶毒攻击斯大林传单的编辑。
“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事件”的真相
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是1928年开始筹建，1930年建成的。当年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阿布拉姆·约飞从发展苏联物理学研究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宏伟目标出发，提出除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外，还应当在苏联各地建立由多个物理技术研究所组成的网络，得到政府批准。
之后按照计划，相继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叶卡捷琳堡）和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建立了4个物理技术研究所。事实证明，老约飞果然是高瞻远瞩，这些研究所在促进苏联的工业化特别是在卫国战争中为国防服务起了很大作用。哈尔科夫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是其中最早建成的。
该所建成后，由原列宁格勒物理技术所副所长奥布列伊莫夫任所长，主要的科研人员从列宁格勒物理技术所调来，包括了列彭斯基、希涅尔尼科夫、瓦尔特、高尔斯基、舒布尼科夫、特拉佩兹尼科娃、普罗霍齐科、伊万年科、朗道等一批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乌克兰本地的物理学家有哈尔科夫大学教授、无线电物理专家斯鲁茨基等加盟。
由于领导有方，员工努力，几年之内这个建立在乌克兰首都的物理技术研究所声名鹊起，成为可与列宁格勒物理技术所和莫斯科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媲美的物理研究中心。
1932年10月，该所原子核实验室的希涅尔尼科夫、列彭斯基和瓦尔特在新建成的静电加速器上实现了锂核的人工裂变；由舒布尼科夫主持的低温实验室首先在苏联制成氦液化器，开展在液氦温度下的低温物理研究，在合金的超导性研究中取得独创性结果；朗道领导的理论组蓬勃发展，朗道学派开始建立；1932年该所创办了由列彭斯基担任主编，可用德、英、法三种文字发表论文的物理学刊物Physikalische Zeitschrift der Sowjetunian（苏联物理学杂志），加强与西方世界的学术交流。
这个新兴的研究中心不仅吸引了许多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如玻尔、狄拉克、泡里、埃伦费斯特等人的来访，而且吸引了多个国家的物理学家前来工作，其中包括核物理学家豪特曼斯（Friedrich Houtermans，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埃尔萨赛（Walter Elsasser, 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美国）、制冷专家魏斯伯格（Aleksander Weissberg，奥地利）、低温物理学家卢艾曼（Martin Ruhemann，英国）、实验核物理学家朗格（Fritz Lange，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蒂萨（Laslo Tisza，匈牙利）、普拉切克（Georg Placzek，捷克）、外斯科夫（Victor Weisskopf，奥地利）等，其中不少人是希特勒上台后从法西斯德国逃出的共产党员，这使得乌克兰物理技术所成为苏联最具国际性的研究所。
1934年在乌克兰物理技术所召开的国际理论物理会议标志着该所的学术水平已达到国际前列，受到玻尔的高度赞扬。然而，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这个欣欣向荣的研究所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厄运。最早是由于研究所开始接受与国防有关的任务引起的所内矛盾。
由于希特勒上台后战争威胁增加，受苏联重工业部领导的乌克兰物理技术所接受了研制雷达天线和高功率短波发生器等与国防有关的任务，同时所内也因此加强了保密管理措施，要求进入工作区时出示工作证。这些做法引起了所内的一场严重争论和人际关系的对立。
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是从事基础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的以朗道、舒布尼科夫、高尔斯基、罗申凯维奇等主要物理学家，另一方是以新派来的所长达维多维奇为代表的部分管理人员及部分从事国防应用任务的科研技术人员。前者以发展苏联物理学研究达到世界前列为由，强烈反对研究所大力开展应用性研究，认为这样做将会大大降低研究所的学术水平，最后导致研究所的灭亡。几位主要的外国专家如魏斯伯格和豪特曼斯也支持他们的看法。
他们在会议中和墙报上强烈要求把国防任务部分从研究所分离出去，并且要求降低从事技术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言辞中对从事应用研究的技术人员多有贬低，引起对方不满。
对于所内加强安保措施进入工作区需出示身份证的做法，他们以争取科研自由为名也采取了较为过火的行动，如朗道把工作证挂在臀部，进门时把屁股对着门卫，舒布尼科夫的夫人特拉佩兹尼科娃则把身份证挂在她的宠物狗脖子上，为难门卫。前者的这些做法当然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加之达维多维奇本人不学无术、独断专行，采取了些激化矛盾的做法，使得情况日趋恶化，几乎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1935年秋紧急召回原所长列彭斯基后，经他对双方做工作，情况有所缓和。但1936年12月又发生了因朗道被哈尔科夫大学解职，与他一起在该校任教的舒布尼科夫、高尔斯基、波梅兰丘克、阿希泽尔、基科因、栗夫席兹等人为了支援朗道而集体辞职，使该校物理系教学近于瘫痪的事件，被哈尔科夫大学学术委员会定性为“反革命怠工”。
本来以上矛盾只是研究人员在办所方向上的分歧，朗道被哈尔科夫大学解职以及他的朋友和学生因他而辞职也是因为与校方在教学思想上的不同所造成，但在当时苏联开展“大清洗”的特殊大环境下，这些纯属学术争论的问题被当作了“反革命事件”处理，酿成了悲剧。1934年基洛夫遇刺事件后，斯大林开始发起大规模的从上到下的肃反运动，史称“大清洗”。
从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三次公开审判，相继认定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等原联共（布）重要领导人为“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受托洛茨基指使”“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党反苏集团的首领，加以镇压。莫斯科三次审判株连到苏联全国，上挂下联，在全国各地展开了“粉碎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和“清除外国间谍”的运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
从1937年初开始，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会将物理技术研究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开展了群众性的揭发。他们认为，所内存在两个反革命破坏集团，一个是以朗道为首的托洛茨基反革命破坏集团，另一个是以魏斯伯格为首的外籍专家间谍集团，这两个集团相互勾结，破坏所内的国防应用研究。1937年8月，属于第一个集团的3个实验室主任舒布尼科夫、罗申凯维奇、高尔斯基相继被捕，并先后于同年11月被处决。
1937年3月外国专家魏斯伯格被捕，同年12月豪特曼斯被捕，他们被指控为德国间谍，进入苏联研究所发展成员并实行破坏。到了1938年，根据群众检举揭发和被捕者的供词，第一任和第二任所长奥布列伊莫夫和列彭斯基于1938年均因与“两个反革命集团有关连”相继被捕。
至于第一个集团的头子朗道，则在大逮捕开始前，于1937年2月初逃离哈尔科夫到莫斯科投靠卡皮察，侥幸地暂时躲过一劫，他所领导的理论部仅剩部分成员留在哈尔科夫，濒临解体。至此，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的主要科学领导人和带头物理学家几乎被扫了个一干二净，一个新生的蓬勃向上的研究所从此变得一蹶不振。这便是所谓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事件”的梗概，详情可参考文献。
朗道的被捕和被保释
朗道1937年2月初到达莫斯科后，立即前往刚建立不久的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会见了所长卡皮察，他给卡皮察写了一封不到14个单词的求职信，就成为了该所的理论部主任。其实，这个位置卡皮察本来是留给玻恩的。
朗道在搬到物理问题研究所宿舍之前暂住在老朋友鲁梅尔的住处。鲁梅尔当时除任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外，还在莫斯科大学讲课，并担任莫斯科皮革学院的物理教研室主任。正是在鲁梅尔的帮助下，前来莫斯科追随朗道的学生波梅兰丘克、栗夫席兹才在皮革学院找到了教职。老友相见，无话不谈，除了研讨学术之外，不免也谈些对时局的看法，结果是祸从口出。
朗道离开哈尔科夫之后，他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的亲密伙伴一个接一个地被逮捕，乃至被处决，而他自己也并没有因为离开哈尔科夫就摆脱了内务部人员的掌控和侦察。1937年2月朗道安然地到达莫斯科，显然是因为他在国际科学界的声誉，乌克兰内务部人员不好立即对他动手。
但据高列里克的研究，苏联内务部档案室依然保存着几封对他在莫斯科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密报，其中1938年3月7日向内务部递送的一封密报称：“3月5日在学者之家的晚会上，和他的朋友朗道一起参加晚会的鲁梅尔教授对我说：‘你读一下报纸就知道，我们的统治集团变成什么了，几乎全是些叛徒卖国贼，要知道他们曾都是国家领导人。这太不可思议了，好好的政府竟然是由暗探、叛徒、杀人犯组成的。
那些坐在被告席上的和站着指控他们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朗道则补充说：‘我们的布尔塞维克正是以劣等或有缺陷种族的道德品质为特征的，你还可以期望他们怎么做？’”。显然，乌克兰内务部早就和莫斯科的同行通了气，在他们二人周围布下了侦察眼线。
更为麻烦的是，那个1935年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因带头闹事被捕、后经朗道解救被释放但仍被研究所开除的科列兹，在朗道到达莫斯科几天后，即从母亲的住处沃伦涅日跑到莫斯科，被朗道安排在莫斯科师范学院教书。此人头脑狂热偏执、热衷政治斗争，他的到来最终给朗道带来了牢狱之灾。
科列兹在莫斯科期间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活动，反而变本加厉，积极参加反斯大林地下小集团的政治活动，直至1938年4月他决定起草在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散发的传单。他起草的这篇恶毒攻击斯大林的传单，以所谓“莫斯科反法西斯工人党”的名义，公然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已变得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的斯大林法西斯独裁集团”。起草了这样的传单后，他竟然要求朗道也参加传单的编辑。
朗道一开始拒绝参加，后来答应在不参与传单的复制、散发的条件下，作些文字修改。结果，1938年4月18日莫斯科国家安全局收到了另一封密报：“4月18日科列兹在自己宿舍向线人介绍了两名分别姓朗道和鲁梅尔的人。线人是被科列兹重新吸收加入其组织的。从科列兹与线人的交谈中十分清楚，朗道和鲁梅尔完全知晓正在进行的反苏传单散发的准备工作。
”根据这些监控侦察材料，1938年4月27日晚至4月28日清晨，朗道、鲁梅尔和科列兹几乎同时被莫斯科国家安全局逮捕，送往内务部监狱关押，4月28日正好是鲁梅尔的生日。朗道被捕后的当天，卡皮察立即给斯大林写信，表明朗道是具有国际声誉的“苏联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失去朗道将会给我们的研究所、苏联、乃至世界科学界造成巨大损失”，恳请斯大林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极为慎重地对待他的案件”。
1938年9月23日，远在哥本哈根的玻尔也通过苏联驻丹麦大使馆致信斯大林，信中称朗道为“从根本上推动了苏联理论物理学派的建立”的“极其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恳请斯大林“下令调查朗道教授的命运，希望这位才华卓著、成就斐然的科学家还有机会继续参加对人类进步极为重要的科研工作”。
应当说，卡皮察和玻尔的信件虽然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及时回复，但把此事直接捅到最高领导人那里，至少起到了防止内务部办案官员滥施酷刑、保护朗道生命的作用。鉴于迟迟得不到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回复，卡皮察于1939年4月6日给当时任苏联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写信，在报告自己“发现了液氦的一系列重要新现象急需发表”后，卡皮察提出“在我国只有朗道才掌握解释这些现象的完整理论，而他已被捕将近一年”。
他再次表示“虽然朗道有许多恼人的缺点，但我不相信他会是对国家犯罪的人，因为这位不过才30岁的出类拔萃的天才物理学家，已在欧洲学界名声卓著，珍惜自己荣誉的他除了把全部精力用于取得学术成果之外，完全没有多余的精力、动机和时间去参与其他活动”。最后卡皮察指出了朗道案件的4点值得特别关注之处。
（1）朗道被关押将近一年，侦讯尚未结束，侦讯期限过长；（2）作为他工作单位的所长，我至今不知指控他犯有何罪；（3）最主要的，是由于未知的原因，我国乃至全世界的科学失去了朗道的智能参与已有一年时间；（4）朗道身体瘦弱，倘若他因冻饿致死，将是我们全体苏联人的耻辱。
为此卡皮察向莫洛托夫提出了两点请求：（1）可否特别关注内务人民委员会加快对朗道案件的审理；（2）如果不行，那么也许可以在他还被关在内务部监狱的时候利用他的智力从事科学工作。据说，对于工程师们是这样做的。
卡皮察这封信写得相当策略，他没有要求立即释放朗道，而只是提出请求加快审理案件或在狱中利用朗道的智力等合理要求。同时这封信写得很适时，因为1938年11月，斯大林任命贝利亚代替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而叶若夫于1939年4月被捕。朗道是叶若夫掌权时被捕的，贝利亚接掌权力后必然会作一定政策调整，恰好在这个关节点上，卡皮察发出了这封信。
果然几天后当局约请卡皮察与贝利亚的副手科布洛夫和梅尔库洛夫会见，讨论朗道案件。据卡皮察后来透露，会见持续了3小时之久，最后确定由卡皮察签署担保书，内务部释放朗道交由卡皮察管教。显然，在卡皮察担保的条件下释放朗道的决定是在莫洛托夫收到卡皮察的信件后，由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在斯大林同意的情况下决定的。
老卡给贝利亚签署的保证书全文是：“我谨以我个人名义担保，请求释放现仍在押的物理学教授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我谨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担保，朗道不会在我的研究所进行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我也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他不在所外进行任何反革命活动。一旦我发现朗道有任何有害于苏维埃政权的言论，将立即就此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有关机构报告。彼得·卡皮察，1939年4月26日”。
1938年4月28日，科布洛夫签署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基于舒布尼科夫和罗申凯维奇1937年关于朗道参加了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的反苏集团并在该所进行了破坏活动的供词和1938年4月朗道伙同科列兹起草煽动苏联居民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传单、企图在五一节散发的情报，1938年4月28日对朗道和科列兹进行逮捕。朗道被捕后承认了以上两项罪行。
但鉴于：（1）朗道是理论物理学领域的顶级专家以及今后有可能对苏维埃科学有所补益；（2）彼得·卡皮察院士同意为朗道担保；（3）苏联内务委员会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指示由卡皮察院士担保释放朗道。故决定释放朗道，中止有关侦察，案卷存档。1939年4月29日，在入狱整整一年后，朗道获释。然而，朗道人虽获释，罪案未消，从法律上讲，他仍然是一个被保释的刑事犯。
“犯有两项重罪的反革命罪犯”的帽子一直戴到他进入坟墓，影响了他30岁之后的30年。直到1990年7月23日，苏联最高检察院才正式给他平反，宣布原来加在他身上的两项罪名均不成立。这时离他去世已经过去22年。而这迟到近半个多世纪的彻底平反，居然是由他夫人的外甥女引起的一场官司意外带来的，实在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几点思考
朗道1938年被捕以及卡皮察不顾个人安危营救朗道出狱的故事现已广泛流传，似乎已成为科坛佳话。但此事无论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际物理学界，仍有不少争论。对此笔者有以下三点思考：（1）朗道被捕是当时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必然之事，绝不是个别人告密陷害的结果。朗道被捕是当时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必然之事，绝不是个别人告密陷害的结果。“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事件之所以出现，完全是斯大林“大清洗”运动造成的。
随着1937年将该所发生的对立和矛盾定性为“托洛茨基反革命破坏集团和外国间谍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朗道即使跑到了莫斯科，他的被捕迟早总会发生。从他被捕后的审讯记录可以看出，审讯的重点是他在哈尔科夫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参与科列兹起草的传单编辑加速了他的被捕。
作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青年朗道充满国家主人的自豪感，在国外访问期间以社会主义祖国为傲，在国内的争论中，又爱耍“造反派”脾气，鄙视旧俄培养的老一辈同行如约飞、弗伦凯尔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出言尖刻，往往恶语伤人。他的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毛病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两派的斗争中表现得相当突出。
他竭力主张研究所从事基础研究、反对开展应用研究和军工任务，要求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将应用部分分离出去，虽然是从提高研究所的科学水平着想，但这些主张在当时完全不合时宜，不仅引起交付任务的领导机构的强烈反对，也得罪了相当多的应用研究工作者。在铺天盖地的大揭发中，他被列为“托洛茨基反革命破坏集团”的头子势所必然。由此看来，比萨拉比书中把皮亚季戈尔斯基列为“把朗道送入监狱”的“告密者”，实属幼稚可笑。
不过关于朗道和皮亚季戈尔斯基交恶的缘由似应有所交代，之后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2）朗道有参与编写反斯大林传单的思想基础。朗道被捕的另一罪名是“参与反斯大林传单的编辑”，对于朗道是否真的参加了这个“将斯大林等同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号召苏联人民起来“推翻斯大林独裁统治”传单的编写，俄罗斯国内物理学界有过激烈的争论。
在朗道身边工作过的一部分人中以卡冈诺夫为代表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传单是克格勃伪造，朗道的认罪书是逼供的结果。另一部分朗道的亲密朋友如费因伯格院士则认为传单是真的，朗道确实参加了传单的编写。还有一些人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金兹堡和朗道的学生鲍里斯·约飞则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鲁布扬卡内的秘密至今仍是秘密”。
郝柏林同志12年前撰写“朗道百年”时同意卡冈诺夫的看法，笔者本人通过这几年的资料调研，倒更倾向于费因伯格的观点。特别是考虑到以下事实：1935年暑假期间，朗道与科列兹曾前往莫斯科的《消息报》编辑部，投递他们宣传自己科学主张的文章“资产阶级和现代物理学”，受到主编布哈林的接见，布哈林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章并于1935年11月23日在《消息报》上刊登了该文。
据阿希泽尔回忆，朗道与布哈林还讨论了教育改革问题，得到布哈林的赞同，从莫斯科回到哈尔科夫后，兴高采烈地推进《理论物理学教程》的撰写工作。然而，过了不到两年，这位列宁曾经的战友、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布哈林就被逮捕，1938年2月成为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首犯并在3月15日被处决。富有正义感的朗道不可能不对斯大林消灭异己的残暴手段感到由衷的愤怒，产生与之斗争的念头。
因此，朗道对参与科列兹起草的反斯大林传单的编辑确有思想基础。当然，事情已经过去64年，参与此事的人们，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均已长眠地下，也许这个“鲁布扬卡的秘密”永远无法揭开了。（3）卡皮察不顾个人安危营救朗道出狱，显示了他的高尚品德和勇气，值得永远铭记。
卡皮察是老约飞早年的学生，1921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委派出国考察，因在英国卢瑟福实验室做出最强的脉冲磁场而扬名世界，剑桥大学为他专门设立了蒙得实验室。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1921至1934年曾6次回国交流，促成哈利顿、奥布列伊莫夫、列彭斯基和希涅尔尼科夫4人在卢瑟福实验室的长期实习，为当时被孤立的苏联建立与西方科学界的联系做出极大贡献。
1934年回国后被当局阻止出境，苏联政府从英国买回蒙德实验室的全部设备，专门为他建立了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卡皮察在此过程中与斯大林等高层领导建立了特殊关系，在与他们的通信中，他从不阿谀奉承，敢于直抒己见。在斯大林“大清洗”期间，他写信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相继解救了被捕的福克、朗道和奥布列伊莫夫等苏联杰出科学家，为国家保留下不可多得的科学精英。
卡皮察解救朗道的过程尤为艰难，尽管他在朗道被捕当天即致信斯大林，但斯大林迟迟不予回复，说明朗道案情重大。即便如此，他仍坚持不懈要为国家留下这个旷世奇才，在朗道被捕将近一年之际，看准贝利亚接替叶若夫调整政策的机会，致信莫洛托夫，巧妙地提出可否在贝利亚新设立的“狱中设计室”中“利用朗道的智力”，终于在他的担保下使朗道获释。
卡皮察不顾个人安危营救朗道出狱，显示了他的高尚品德和勇气，无怪乎他在苏联被称作“科学界的良心”，为人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