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娃需要考虑什么？经济条件，个人意愿，还是社会福利？最新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越来越多人的年轻人开始把气候环境变化及其深远的社会影响作为是否生娃的考量因素之一。亚利桑那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 Sabrina Helm 说：“对许多人来说，生孩子是人一生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如果你因为气候变化而对未来感到忧虑，这显然会对生育产生影响。
”这篇名为“No future, no kids --- no kids, no future?”的调查报告于3月16日发表于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期刊上。
报告先是对新闻报道引起的读者评论进行了量化分析。然后，研究人员对24名年龄在18-35岁之间的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访谈，询问气候变化在他们生育决定中扮演的角色。总的来说，年轻人对人口过剩、资源过度消耗和气候环境变化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表示担忧。2019年，Relman & Hickey 进行的一项民调也显示，在18岁至29岁的美国人中，近38%的人认为在决定生孩子时应该考虑气候变化。
对研究团队来说，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生育的决定只是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个人心理和情感的一个途径。报告认为，年轻一代的气候环境焦虑正在升温。Sabrina Helm 称：“现在很多人的心理健康都因为气候变化受到了冲击，再加上生孩子这个无法回避的决定（就更加焦虑）。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这个话题很有意义。一切都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这个更大的话题有关，而不仅仅是天气现象。”
除了生育决定本身，许多被调查者还表达了愤怒和沮丧，因为身边的人仿佛并没有将他们的担忧当回事。家人往往会不屑一顾地告诉他们，当他们再成熟一些或遇到合适的人时自然会改变主意决定要孩子。研究人员表示，希望这项调查结果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契机，打破气候变化影响生育决定的话题禁忌，给人们带来互相倾听的机会。
那么，受气候环境焦虑困扰的年轻人们对生育这件事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调查团队从10篇相关媒体文章下收集了6397条读者留言，然后对其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人口过剩是最多人提到的共同忧虑。其中，人口过剩与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出生率等其他问题相对应。一些年轻人认为，不论是生活在高碳排放/高收入的人群还是低碳排放/低收入的人群都应该停止生育。
当然，很多评论也对西方国家面临的人口风险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因为气候变化而拒绝生育是史无前例的，生育是一种天生的愉悦体验，对人类本质和社会经济系统至关重要。
为了弥补媒体留言量化调查的局限性，研究人员还对24名具有人口代表性的18-35岁年轻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受访者分别来自美国和新西兰。在人口过剩方面，很多受访者觉得生两个以上的孩子是有问题的，甚至是自私的。
一些人表示，他们认为收养是一个更负责任和更低碳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认为气候变化将对不同地区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加剧全球差距，影响公平性。在调查中，过度消耗有限资源是另一个让年轻人感到不安的因素。他们认为未来的孩子们将不得不应对重大的环境衰退和环境损失，为水资源等稀缺问题而担忧。
研究人员认为，人口过剩及其带来的过度消费和资源枯竭问题只是气候问题焦虑的一方面。
年轻人所追求的个人幸福与生物和社会动机(家庭压力和社会生育需要)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在个人及不同群体之间赞成和反对生育的情绪并存。而最让年轻人感到忧虑的还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不论是媒体评论还是受访者都表示，如果气候变化的趋势不能被及时扭转的话，他们对未来感到深深的悲观。许多人表示，如果把一个孩子带到如此不确定的世界上来，他们会感到内疚，好像在道德或伦理上做错了事情。
对很多有气候变化焦虑的年轻人来说，拒绝生育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当然也有受访者认为，孩子本身就会给人们带来美好、光明和未来的希望，因此他们希望未来的孩子们能够为扭转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生育率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低生育率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短缺，给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压力，同时还会对养老金体系产生负面影响。
考虑到目前全球由需求驱动增长的经济模式，低生育率和低资源密度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消费减少，从而对企业利润产生负面影响，降低经济增长。在半结构式访谈中受访者特别提出，温室气体排放是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表明“经济系统”对环境的衰退负有责任。因此，许多人呼吁进行系统性改革，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抚养下一代。报告认为，在公共语境中因气候变化影响生育的争论越多，政治回应的压力就越大。
也就是说，如果缓解气候变化成为各国政府的优先议题，那年轻人的气候环境焦虑就能得到缓解，从而改善生育预期。
与经济社会政策同样重要的还有气候环境焦虑带来公共健康问题。在采访中，很多年轻人在应对气候变化威胁，以及考虑选择不生育时都会经历相当大的情绪压力。大多数受访者对不得不做出这一选择表示遗憾和悲伤。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愈加深远，气候环境焦虑预计将加剧现有的精神健康危机。
从公共健康政策角度来说，有关方面需要大幅增加用于精神健康的社会经济资源。特别是对Y世代和Z世代的年轻人来说（80后到00后），要孩子是更加困难的决定。
虽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发布尚需进一步等待，但此前数据已经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数量连续数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创2000年以来最低值。
而北京市卫健委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北京2020年户籍人口出生数为100368人，创下十年来新低。一般来说，国际学术界将低于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2.1）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当这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时称为“极低生育率”。虽然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17年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较之前略有回升，但下降趋势并未得到逆转。
不仅如此，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统计数据提出了疑问。他认为，随着二孩堆积效应的最终消退，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估计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这一数据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将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于世界最低之列。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人口更替处在“很低生育率”或“极低生育率”档位之间。
正如调查报告所论述的那样，生育率持续走低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老龄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10.45%升至2019年的18.1%，这意味着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超过0~15岁的人口规模。在人口发展关键转折期之下，探究影响年轻人生育决定的因素成为一项不可回避的议题。
除了经济条件、社会福利等传统因素之外，气候环境焦虑也成为研究的最新角度，或许可为公共政策的倾斜起到一定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