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超低生育率，会把人类带往何处？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对于人口的焦虑，一直都存在，不管人口快速增长还是人口逐渐减少时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婷等认为，我们不必为超低的生育率过分担忧，未来也许会有一个类似工业革命的变异式发展，塑造出全新的世界，而有关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将不断重新定义，包括人类这个物种本身。
今年1月，韩国公布了2020年的出生人口数，创下历史最低纪录。
韩国已经成为世行180多个成员国中生育水平排在倒数第一的国家，这似乎正在印证牛津人口学家大卫·科尔曼在2006年的预言：韩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消失的国家。有趣的是最近有另一条关于韩国的新闻：据调查，2019年日本年均收入3万8617美元，韩国4万2285美元，韩国已经实现对日反超。把这两条新闻连在一起看，就会得出一个有意思的“悖论”：是不是越发展越要消失？
1974年8月，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要承办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对于中国政府代表团而言，这次会议意义非凡，但注定也是充满压力的。这是中国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首次参加人口议题的联合国大会。然而自1950年代有关马寅初人口问题的大争论之后，中国已经中断人口研究近20年了。
为了应对此次会议，中国政府在1973年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人口工作小组，迅速“恶补”世界人口研究的最新进展。当然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将要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施加的要求迅速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活动的压力。
如果我们再把历史往前倒带，“人口爆炸论”头上戴的紧箍咒来自于1798年一位叫马尔萨斯的英国牧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人口原理》。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提出了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当人口增长超过了生存资源的承载力，多增加的人口总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饥荒、战争或者瘟疫等），人口不能超出农业发展的水平。
工业革命对人口崩溃的拯救采用了“双管齐下”的办法：工、农业生产方式以及技术的革新，提供了在农业社会难以想象的物质基础和生活资料，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人地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也开启了人口转变的齿轮——生育率开始下降。在教课书中关于人口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有如下一些标准答案：避孕节育成为唾手可得的技术；生孩子成为一件非经济理性的事情；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财富流的逆向；个体意识兴起。
让我们再次回到1974年的会议现场。这次会议随后被描绘成了一次南北对抗，面对西方阵营的咄咄逼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最终联合起来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人口问题是欠发达的症状而不是其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办法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印度代表随即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预测对了很多事情，但在唯独在一件事情上面错了。理论预测总和生育率会下降至更替水平（即一对夫妇生育2个子女），人口将随后达到一个均衡状态。他们没有预计到的是，生育率还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下降，乃至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甚至达到1左右的超低生育水平。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低生育欲望的形成是通过三个因素达成的：竞争；选择；替代。所以在谈论低生育率的时候，也许可以不用那么丧气，它本身就是发展的副产品啊。这个逻辑是不是跟农业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所有伟大的事物，都会因为自我实现而导致自我毁灭。”
所以，超低生育率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吗？在我们这个形态的社会下也许是的。韩国就要消失了吗？未见得。也许有另外一个类似工业革命的变异式发展会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也许有关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在不断的重新定义之中，包括人类这个物种本身。
从另一种角度看，包容性的生育政策、家庭友好政策亦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给予个体更多选择性的一部分；同样，即便真的出现更加激进的刺激性政策，也无须惊讶，生存和自我延续不过是物种的本能而已。但如果生育率没有大幅度反弹也不应该焦虑，毕竟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人类的后知后觉，不曾看到我们可能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路口。关于人口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成为建立在深刻悲观主义基础上的乐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