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地球上仅存2只北部白犀牛”这个话题又登上了热搜。细心的朋友可能会问，这里为什么是“又”？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旧闻，早在18年最后一只雄性离世后，已知的北部白犀牛（Ceratotherium simum cottoni）就只剩下2只雌性，纳金（Najin）和它的女儿法图（Fatu），还生活在肯尼亚中部的奥佩杰塔私人保护区。
据记载，1960年，刚果加兰巴国家公园内的北白犀野外种群数量仍有2360只左右。进入21世纪，由于偷猎激增，这个种群就从2003年的30头迅速下降到2006年的4头，直到后来的野外灭绝。
而纳金和法图原本来自捷克的徳·克劳福动物园（Dvur Kralove Zoo），它们其实也是圈养状态下仅存的2只个体——如果对这个数字还没有什么概念的话，我们熟悉的华南虎，在人工圈养条件下还有约108只个体（袁耀华, 2012）。健康状况不佳的个体与自然繁殖无望的种群，我们正在见证北白犀消失的倒计时。
北白犀的故事令人扼腕叹息，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它的亲戚，南白犀（Ceratotherium simum simum）。非洲大陆生活着黑犀和白犀两种犀牛，其中北白犀和南白犀都是白犀牛的亚种，与主要分布于非洲中东部地区（乌干达、乍得、苏丹、刚果以及中非共和国）的北白犀不同，南白犀则分布在南部（主要是南非）的大部分地区。
但在1900年，南白犀也曾几乎灭绝。那时在南非祖鲁兰的一个保护区里，南白犀也仅剩下20只左右。而彼时它的亲戚北白犀则据称还有2000至3000头。原因在于盗猎。无论是出于娱乐还是贸易，犀角都为不少人垂涎。如今，南北白犀的生存状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北白犀命悬一线的时候，在严密和细致的保护下，南白犀的数量已经恢复到了10800头以上（IUCN, 2019）。
南非有着至少20个国家公园，其中的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是整个非洲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约7000只的南白犀生活在国家公园及其周边的保护地内。克鲁格国家公园还在园区内设置了许多摄像头，以便于更好的监测和管理动物们的状态。另外，南非的大量私人保护地，也为南白犀的种群恢复提供了空间。
生态旅游和有条件的合法狩猎刺激了很多私人保护地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这些保护地采用生态旅游、狩猎或混合土地利用的方式自筹资金，也因而使得用于保护工作的资金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实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目标。
当然，南白犀保护取得的成绩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尽管“濒危物种公约”中针对禁止犀牛贸易的协定越来越严厉，南白犀的被盗猎数量依然从2007年的13头指数增长到2014年的1215头。甚至在2017年，还有数名盗猎者潜入到法国图瓦里动物园（Thoiry Zoo）中，猎杀了一头饲养的南白犀并割去了它的犀角进行售卖。要挽救一个物种，绝不只是恢复数量的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除了南白犀以外，在保护上还有很多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朱鹮，我国从最开始的7只到现在的5000来只乃至登上春晚的舞台，保护工作者们在背后的艰辛和努力是功不可没的。再举一个哺乳动物的例子，“自量麋鹿分，只合在山林”的麋鹿是我国的特有种，历史上分布于东北至华南的沼泽栖息地。
曾经，大约也在1900年，因为人类长期的过度捕杀利用，麋鹿在我国绝迹，直到后来从国外重新引入种群，麋鹿才得以在其原产地繁衍下来。目前，我国麋鹿数量已突破8000只，野外种群集中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江苏大丰和湖北石首三个保护区，其中仅大丰麋鹿保护区一处，麋鹿数量就已由建区时引入的39只发展到了现在的5681只。
无独有偶，海南岛的旗舰物种之一——海南坡鹿也曾一度站在灭绝的边缘。
上个世纪70年代时，海南坡鹿的种群数量一度不足50头，尽管在1976年，海南同时成立了大田、邦溪两个自然保护区，但在1981年至1990年长达9年的时间里，邦溪保护区里仅剩的18只坡鹿，全部被盗猎杀害，海南坡鹿种群所剩无几。好在，及时的措施和人们逐步的重视，让海南坡鹿在生境改造、人工驯化繁育等多种方式的帮助下，从不足50头恢复到了现今的1000多头，一个行将灭绝的物种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一个物种的起死回生显然是件皆大欢喜的事，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大多数物种恢复的例子就会发现：这些数量恢复的物种，很多都是食草动物。我们经常说保护一个物种首先需要保护的是它的栖息地，这句话在食草动物身上反映特别明显。食草动物（比如有蹄类）并非食物链上层，这也使得它们对食物的要求也并不是那么高。像是前面提到的白犀牛，在严格控制盗猎的情况下，只需要足够完整的自然栖息地便可以生存繁衍。
食草动物数量的恢复甚至是异常增长表明了这样两个事实：其一，保护物种的当务之急是保护栖息地，在维持栖息地水平的情况下，大多数食草动物都有自然恢复起来的空间。其二则是，大型食肉动物是控制有蹄类等营养级联较低的动物种群数量的有效途径，食肉动物需要足够的猎物，而猎物种群则需要顶级捕食者的制约。
说到这里，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当我们谈保护某个物种的时候，我们到底在保护些什么？答案是生态系统。有人说，现在是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时代，近一个世纪，地球上就有将近100万种动植物濒临灭绝，北白犀只是其中的一个。就算南白犀、坡鹿、麋鹿这些你们能救得回来，那也还有成百上千的物种在消逝，人类的保护不过杯水车薪罢了。所以，我们关注的重点从来就不应该是某一个物种的数量，而是它背后的生态意义。
就拿我们监测时间最长的华北豹来说，我们为什么老说“带豹回家”，却不说“带狍回家”“带鹿回家”呢？因为豹是顶级捕食者，一个地方若还能有豹的存在，就说明这里的猎物相对丰富，食物链较为完整。
而豹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需要一定的家域，这个区域要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食物，因此豹的出现与否也是指示栖息地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晴雨表……所以我们也总是强调，“有猫的地方比没猫的更厉害”——同等体型下，猫科动物是自然界无可非议的强大猎手，能养活大猫的地方，其生态系统仍是可圈可点的。
回到物种保护上来，我们保护犀牛，更重要的目的是保护它控制灌木数量、维持草原景观的作用；我们保护麋鹿、坡鹿，是希望它们原生栖息地的植被能够恢复，同时在保护它们的过程中保留湿地、水泽的自然景观和生态功能。反之，如果我们保护物种的时候，仅仅只看重其数量的多少，那么这样的保护方式对维持生态系统多样性而言其实产生不了太多贡献。
修复荒野，带豹回家，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单是让豹子走回北京而已。当一只金色的华北豹站在百花山头闪烁，山林的底下也一定是鸟语花香、鹿鸣呦呦的景象——游走在城市钢筋水泥间的我们，需要被这样的自然治愈。带豹回家，我们既在修复荒野，也在修复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