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而言，10%的增量意味着什么？在不久前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我国正式提出，“十四五”期间国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提高到60%。1973年，美国教育学者马丁·特罗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三阶段论。根据这一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其具体区分指标则分别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小于15%、15%~50%，以及大于50%。
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9年就首次超过50%，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在为更多受教育群体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高等教育质量及“内卷化”忧虑。60%的毛入学率目标，意味着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如何趋利避害？当这一目标完成，我们的高等教育将呈现怎样的面貌？
所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某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我国指18~22岁年龄段人口数）之间的比例，比例越高则说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高。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15%，进入大众化阶段。此后，我国仅用18年时间，便完成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过渡。这一速度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简单地说，这是供需关系所决定的。
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规模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庞大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庆年说。另外，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跨越。“一般而言，西方国家实现这一跨越都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赵庆年说。
据统计，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总招生人数为108万人，至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至540万人，增长了5倍，在校总人数达到2500万人。而到201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到了4002万人。对此，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部副主任刘承波指出，马丁·特罗理论是以欧美高校的大众化发展为样本和参考提出的，本身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过程同时受政府、市场和学术力量的影响，但在不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对比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受市场影响比较大，而我国政府的推动力量相对而言要更大一些。”刘承波说，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事实上，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主要关注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在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其高等教育系统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所准备的。“从这个角度上说，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更像是一种带有前瞻性的‘预警理论’。”赵庆年说，而我们似乎更多地将其作为了一种“发展目标”。
对于这一目标思维所产生的结果，他表示，西方一些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提升，主要是通过新建高等学校实现的。
这种方式前期投入更大，见效也比较慢，但可以更好地保障原有高校的教育质量。相较之下，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早期高等教育的扩充则更多地通过高校扩大办学规模实现。这种方式前期投入低、见效快，更有利于目标的达成，但副作用是导致原有高校生均教育资源下降，影响高等教育质量。尽管如此，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深层次动力。
根据今年3月初教育部网站公布的消息，截至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4.4%。在采访中，对于“十四五”规划中所规定的60%的目标，几乎所有受访专家都认为实现的难度不大。甚至有专家指出，设定这样的指标并无太大必要，尤其是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已经很大的今天，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过快提升，反而可能会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对此，赵庆年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解。
“我认同60%目标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几乎不存在问题。事实上，从我国目前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看，毛入学率是50%还是60%，本身意义并不大，而且在高等教育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后，规模增加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效益也不像之前那样明显了。”他说。即便如此，赵庆年依然赞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进一步提升。
“提升毛入学率将导致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这些扩大的量作为高等教育增量，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现有结构。”近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优化各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形式在高教领域的布局。比如，在研究生教育中大力提倡专业硕士，以及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扶持。而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实例，便是我国于2014年前后开展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
这项工作在提出时曾引起巨大关注，但最终效果并不明显。“这是因为这种转型只是在存量中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未来的增量，则可能在不触及存量利益的情况下，优化目前的高等教育结构。”赵庆年表示，这也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摆脱单纯数字指标的一条路径。
但只要走上这条路径，依然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最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应该是怎样的？
此前，刘承波和同事曾针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各层次的比例关系进行过研究。他表示，目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有着不同特点，比如有些国家缺少专科层次教育，但其普遍存在的一个共同点是本科层次教育占比最大。“总体而言，各国在普及化阶段，各层次高等教育分布趋于稳定，并彼此保持合理张力，这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他表示，但要形成普及化阶段合理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除借鉴代表性国家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特征外，还须结合我国国情及未来产业升级要求来进行调整，“这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长期关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在他看来，在普及化阶段，无论高等教育的增量如何适应产业结构变化，有一点是必须要坚持的，那就是未来毛入学率的增长一定要体现在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状况的改善上。
“比如农村地区人口、残疾人口、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人口，怎样能让这些人上得了大学、上得起大学？这就是高等教育普及化要努力提升的所谓‘结构性质量’。”别敦荣说。在研究中，别敦荣将高等教育普及化时期细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阶段（毛入学率在50%~65%之间）、中级阶段（毛入学率在65%~80%之间），以及高级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0%及以上）。
对于这三个阶段的特点，他做了以下概括——在初级阶段，高等教育更多地满足中等阶层子弟的需求。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覆盖面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由于相关政策措施不配套，其依然面临较多障碍。在中级阶段，随着政策更加灵活，大学生经济资助政策不断完善，普及化高等教育生源的社会阶层分布越来越深入中下层子弟。至高级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各阶层学生都不再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所困。
显然，即使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计算，“十四五”期间我国依然处于普及化初级阶段。换言之，如何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依然会是最大挑战。
从国际经验看，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公平是一种普遍现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保中的一项研究，即使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也并不能降低基于家庭阶层地位的教育不平等。
“虽然大学扩招的确给劣势家庭背景出身的子女带来了更多上大学机会，但并没有增加他们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实是越高等级的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程度越大。”在一篇文章中，李保中表示，在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下，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公平状况呈现两种发展趋势：一是从数量角度看，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越来越趋向于平等化；二是从质量角度看，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并未增加甚至变得更加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时，有学者提到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需要重塑“精英教育”理念。赵庆年便表示，在普及化阶段，精英教育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依然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在此前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我国的精英教育已经遭受严重冲击。“此前很多国内顶尖大学也在盲目扩招，甚至扩招幅度比一般高校更甚，现在看来可能导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
”对此，厦门大学教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邬大光也曾转文指出，当前我国似乎已经跨过了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但由于国内高等教育历史较短，并没有形成或走完精英教育阶段之路。我国的精英教育阶段仅仅是从入学率角度而言的，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教育”。未来为避免人才培养出现学历“贬值”，高等教育需要重塑精英教育理念。
然而，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当下，要想保持甚至提升精英教育质量，必然要牺牲一定的扩张规模，这是否又会加剧优质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性？
在保持和提高精英教育质量的同时，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另一个难题则是如何为“增量”寻找足够的教育资源。根据别敦荣的研究，目前我国尚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初级阶段。而未来10年左右，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达到约65%，即进入普及化的中级阶段。
按照我国高等教育当前的体量，如果达到65%的毛入学率，应该还会增加1000万人左右的高等教育规模。“也就是说，高校至少需要再多招收1000万名学生。”这一增量比目前德国所有高校容纳学生总量的三倍还要多。“问题是，目前我国高校的平均投入并不高，在办学资金没有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现有高校的办学规模基本上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吸收新增学生数量的潜力不大。
”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意味着新增的1000万学生的求学需求，主要靠新建高校满足。根据统计，目前国内本科院校的平均在校生规模在1.5万人左右，职高院校的平均在校生规模为7000多人。即使按照本科与专科新设高校1：1的比例计算，未来10年也需要新建超过900所高校。“因此，筹措更多高等教育资源、兴建更多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必须面对的课题。
但是，目前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资金的投入上基本已经倾尽全力，要想依靠公共资源和政府财政拨款消化如此大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增量，已经变得很困难了。”别敦荣坦言，进一步开放社会资本，使民间资金能够较顺利地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已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在这方面，虽然我国对于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一直持欢迎态度，但对于我国营利性民办高校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界限划分，直到2016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才确立。即便如此，依然有诸如营利性高校的公益性如何实现，政府规范管理营利性高校的配套政策措施如何确定，已经上市的诸多民办高校在没有履行新的法人登记手续之前，是否能认为它们是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等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
“必须承认，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虽然名曰‘促进’，但其中的某些措施对于民间资金的进入依然有所限制。这部法律要真正促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还需要进行很多调整。”别敦荣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日趋扩大的今天，“学历贬值”现象在我们周边变得越来越普遍。以外卖行业为例，目前我国的外卖服务员高达700万人。
而就在3月20日举行的2021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内知名招聘网站“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郭盛透露，该平台收到的外卖员岗位求职简历中，有20%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对此也有人表示，这种“学历贬值”现象已经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本的“内卷化”。“现在看，我国高等教育在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某些问题，比如大量专科生很难找到较高收入的工作，这使得他们实现价值增值变得非常困难。
”赵庆年表示，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开始蔓延到普通地方本科了。“这也是很多学生一味追逐高学历的重要原因。”他说，在人力资本的问题上，决定权并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节。“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某些国外做法，为本科生和专科生设定一个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刘承波看来，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校毕业生不可避免地从“天之骄子”变为普通劳动者。
“这是一个趋势，而高校和社会需要做的便是主动顺应这一趋势，对自身进行调整。”具体而言，除了社会层面对此要抱有一份平常心外，更重要的是高校，尤其是占高等教育主体的普通高校，应将自身人才培养的重心，从培养“天之骄子”转变为培养社会需要的建设者、劳动者。“也就是说，高校的人才培养要更加结合社会需求。这点看似普通，但在目前国内高校，尤其是本科高校专业设置相对固定的状况下，想要做到并不容易。
”事实上，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在高等教育出现的初期，受教育者从事一项普通工作其实并不少见。比如在民国时期，便有大量优秀学者从事诸如小学教师等工作。而将学历高低与工作类型挂钩，反倒是现当代社会的事情。“这一现象的背后值得深思。”别敦荣表示，高等教育本身是存在经济性和人文性两面的。高等教育早期，人们更关注的是其人文性的一面，看重的是对人自身素质的提升。
而当接受高等教育能够带来更丰厚经济价值的时候，其经济性的一面便愈加被人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产出一定要大于投入，否则便是‘亏本’了。”如果按照这一观点，本科生去做外卖小哥当然不划算。“然而，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学生规模的增加使高等教育不能像此前那样为受教育者普遍带来高收益时，我们要做的不是刻意提升经济价值，而是反过来更加关其人文性。
”别敦荣表示，通过对受教育者自身素质的提升，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其自身的引领作用。至于何谓引领作用，别敦荣解释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性”来看待，而应当更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追求的并不是以现有岗位来容纳人口就业，而应当是在发展过程中，由受教育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发展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的经济，从而在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这并不是什么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面向普及化阶段，我们更不能因为存在某些困难，便死死摁住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将导致教育与经济的两败俱伤。发展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引领和带动经济社会的进步，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我们需要坚守的。”别敦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