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算起来，离开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了。葛守仁（Ernest S. Kuh, 1928）和几位华人教授决定回大陆看看。
前一年，尼克松访华，释放了积极信号。葛守仁也知道，当年10月，中国也派了科学家代表团，英国、瑞典、加拿大，绕一圈后到美国，参观国家实验室、企业、大学，也来过自己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彼时，宾主相聚，不知哪位华人教授提了句，“我们愿意掏钱去趟中国。”
尽管当时没确定下来，幸运的是，之后不久，他们就收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可以故土重游，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在伯克利，这是葛守仁的第十七个年头，他当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系主任已四年，不出意外今年会升任工学院院长。
同去的几位教授，也都事业有成。本校的田长霖（Chang-Lin Tien, 1935），担任机械工程系主任已七年，之后更是成了该校第七任校长。
王佑曾（Eugene Wong, 1934）和葛守仁一样，是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系教授，之后也当了主任。和田长霖一个系的徐皆苏（Chieh-Su Hsu, 1922），做正教授也有10年光景。最后一位是数学家，稍小的项武义（Wu-Yi Hsiang, 1937），哥哥项武忠和弟弟项武德也是数学家。
两位外校的教授，一位是在斯坦福大学从事航空航天的赵继昌（Chi-Chang Chao, 1923），另一位是誉为“生物力学之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冯元桢（Yuan-Cheng Fung, 1919）。他们彼此相熟，身世也相似——年少时日本入侵，稍长国共内战，常随家人颠沛流离，难有团聚。
拿葛守仁说，本出生在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一家人逃往上海，其父原在国民政府任职，来沪后入银行工作，后在南洋集团做事。葛守仁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交通大学。不过，那时国共战事已迫近，校园内左派和右派的学生彼此争斗，难得安心。家人考虑后，安排他赴美，入密歇根大学继续学业。那是1947年。离开上海的时候，葛守仁才大二，19岁。
比葛守仁晚七年出生，田长霖的情况一样糟。
其父原与吴国桢（曾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相好，并借以谋得政府的税务官员职位，家里配司机、保姆，生活本富足。1938年，日本人占领武汉，一家人逃难到上海，暂居法租界。不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法、英宣战，法租界亦被占。在日军的统治下，即使如田家，也日渐拮据。
大米已是奢侈物，母亲、哥哥常要排着长队领，后来连发黑发硬的东西也难吃到；他正上高中的姐姐平日里要绑上绷带扮丑，以防遭到强奸。田长霖清楚地记得，在上学的路上，尤其是冬日的街头，常瞥见草丛或报纸里裹着的死婴。好容易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紧接着国共内战爆发。
作为国民党官员的父亲感到极不安全，他将全家人分成两拨，田长霖和几位兄弟姐妹先行避难西南的柳州；他和剩余的家庭成员于1949年4月底，急匆匆乘坐唯一找得到的一架飞机飞往了台湾。田长霖和一半家庭成员留守柳州6个月后，才由父亲走水路接走。全家到台湾后，境况大不如往常，全家12人挤在37平方米的地板上睡，睡不下只得轮流倒着睡。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像洛克菲勒，这会却好像是难民。”田长霖后来回忆说。他离开时仅14岁。如是这般，其他几位的经历也大同小异。
好在，不幸中的万幸是，总的说来，他们的家庭还算殷实，父辈或从政、或经商，可以支持他们最初的教育；另一方面，当然也靠着自身的天资与勤奋，抓住了一些难得的机遇。
如冯元桢曾回忆——“1944年，有一队10人或12人的美国教授团访问中国，和教育部官员进晚餐。
席间，一美国教授问教育部长，我们过去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怎么最近看不到了，为何？教育部长说，中国正打仗，经济状况也不允许政府支持毕业生出国。这位教授说，如果我们能拿到奖学金，你们会让这些学生过来么？教育部长说，会。第二年，美国教授团就想办法从各个学校要到了40个奖学金名额。中国教育部就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考试，选拔候选人。结果申请的人很多，因为五年没有送人出去了。我很幸运被选去了加州理工学院。
这就是为什么我去了加州理工。”
徐皆苏也一样，他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47年。那年，全国竞赛奖学金只取60位，徐皆苏有幸考取，赴斯坦福学习工程力学。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回想起少年事，仍历历在目。即将启程的他们，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他们的中国之行并不容易。六月中旬到香港后，先乘火车到边境罗湖桥，下车后徒步穿越边境，到名为深圳的小村庄，再乘火车北上到广州。在广州，他们见到了中国科学院派来的代表。尽管街上几乎见不到车，接待方还是派来了7到10辆车，每家人可以坐一辆。经过批准，葛守仁、田长霖和冯元桢都带了妻子和孩子同往。
“在一个月的旅途中，有人专门陪同我们。有三个人，人都很好，不过他们说的最多的话都是些口号，‘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独立自主’之类。”葛守仁回忆说。
初来乍到，田长霖还是有些害怕——“年轻的时候，我们老觉得（这些人）是敌人。举例说，我岳父是和共产党打仗的将军等等。所以，我还是心有余悸。”
在广州短暂停留的一两天后，6月19日，代表团抵达北京，随后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官方接待。
在人民大会堂，摆下七张圆桌，主宾70余人落座。为首的大圆桌，坐了20多人。团长冯元桢和副团长田长霖坐在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两旁，葛守仁则在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旁。中国方面出席宴会作陪的有贝时璋、钱学森、赵忠尧、王立芬、张维、林平、杨公素、方晓、田平、牛正中、朱永行、白介夫、罗沛霖、刘庆有、李冠华、席振寰、沈元、庄逢甘、吴仲华、陆元九、王焕葆、杜庆华、方咸玲、吴文俊、聂开物等。
宴罢，访问团接着走访科研院所和大学。在中科院力学所，冯元桢见到了吴仲华和李敏华夫妇。早在1950年初，他就知道两人在NACA路易斯发动机研究中心的重要工作。吴仲华和李敏华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工作了几年，于1954年底设法回了国。
冯元桢还见到了当年给母亲治病的医生。他当年转向生物力学是因为母亲的病。1957年，冯元桢获得古根海姆奖去德国休假，结果母亲却得了急性青光眼，很疼。隔着太平洋，冯元桢无力可施。沮丧之下，他阅读了美国有关青光眼的文献资料，每周寄去翻译好的文字，告诉母亲，“如果你没法用，就交给医生”。结果母亲的手术很成功。这次，医生还当面表示了感谢。
在葛守仁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参观清华大学。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清华已经停课。他们见到了一些教授、行政人员和学生。教授和行政人员显得拘谨、安静，学生却很活跃。
“我们谈论这个国家应该做什么……我们知道这些人，我们叫他们红卫兵，但他们其实不是战士，他们很年轻。那个时期，他们是麻烦的制造者，一些人或许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葛守仁回忆说。
众人也参观了一些北京的名胜古迹，登了长城。
“已经25年没回到中国了，我能够想到中国的就是中国的地图，像个秋海棠的叶子，上面缺个外蒙古……那时已经开始搞教育革命，邓小平已经复出，因为我在八达岭的顶上最高处，他们跟我说，你看，小邓在下面。邓小平当时陪一个国家的元首到八达岭，邓小平很矮，没看清楚，也搞不清楚那个是小平。再接着没多久，就开开始批邓了，这是第一次回中国。”项武义说。
游览完北京，一行人乘坐火车来到古都西安。除了大学，也还去了不少历史遗迹，在华清池泡了温泉，参观了半坡遗址、西安事变捉蒋地等。
离开西安后，众人乘火车经南京到达上海。此时的上海和儿时相比没有太大差别，依然破旧。在上海，葛守仁见到了三弟，他一直呆在国内。他们还找到了当年的仆人，王妈。当年三层的别墅，今天住了九户人家，不便探视。三弟想做顿好饭招待大哥一家，无奈当时国内实行粮食配比，一周顶多才吃得上一次肉。幸好，负责接待的人给了他三弟特殊的粮票，可以随便买菜做饭。那天，亲人团聚，真正吃了顿好饭。
一个月的时光颇为短暂，离沪后他们继续在广州呆了几天，最后经香港返回了美国。
这次回国，也是田长霖24年来头一次。父亲在1952年去世，母亲在1960年去世，这次他携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也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出生地。
“离开的时候，我们失了一切，家、财物、所有的东西，现在回来了，他们却盛情款待。不过，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刚解冻，我们还很胆怯，也非常小心谨慎。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招待我们。不过，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后，我们很开眼的一次。”田长霖回忆道。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看似简单的旅行，却惹来了麻烦。原来，田长霖的母亲、几个兄弟姐妹当时还在台湾，他妻子也有家人在蒋政府军队任职。在旅程结束后，田长霖见到他们并谈了大陆的一些成就。结果，他立即上了台湾的黑名单，他的家人，妹妹、妹夫随即也遭到了威胁。
“在70年代早期，台湾基本还是警察控制的，所有人都很小心。我的兄弟姐妹都给我传话，告诉我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都受了监控。实际上，有好几年，尽管我是美国公民，都无法得到签证回台湾，因为我不受待见。60年代共产主义治下的中国，我回不去，回去也基本会被清除和消灭；70年代，随着尼克松破冰，我开始对地缘政治持更广的、新的看法，结果甚至在美国华人社区，我都上了黑名单，各种方式受到恐吓。”田长霖回忆道。
不过，对田长霖来说，他本来是“亲台湾”的。这也好理解，他14岁便到台湾，在台湾读完中学和大学，1956年在台湾陆军官校“预备军官训练班”第四期毕业后，才前往美国肯塔基州读书。他在台湾的时间很长，更何况父母本身也在国民党一边。他对大陆、台湾的看法，是在1960年成为伯克利的助理教授后起的变化。
田长霖的长子、曾担任香港大学工程系主任的Norman C. Tien在2002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他到了这（伯克利）不久，就有了言论自由运动和越战。这种气氛让人质疑传统思维，鼓励不同意见。我记得父亲说过，在他刚到美国时，对大陆和台湾关系是固持己见的。他说，那个时候，如果有谁说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任何不好，他一定会予以回击。不过，随着时日渐长，他对大陆和台湾事宜的观点变得开阔，和海峡两岸都走的很近。
这种认识部分源自他泡在东亚研究图书馆，每天读中国大陆的报纸、杂志。他告诉我，只有读全了报纸，才能知道一件事的各个层面，然后你才有自我判断。这些年月让他成为一个更开阔、更宽容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人……”。
项武义本为浙江乐清人，1949年离开的时候，也才12岁。1973年那次也是他25年来第一次回国。
“我们这一辈子、这一年代的人，念中国近代史是含着眼泪念完的。所有有个烙印，假如有可能，还是愿意为中国的自强做点事。”在一次访谈中，项武义说。
据他的陈述，他1973年回国本打算去北京大学做教授，但听了周培源的一番话后作罢——“去了之后，周培源接见我，见我们的时候，段学复带我过去，他是系主任，周先生开始讲，‘我刚从井冈山考察访问回来，蒋介石在党内有多残忍，把一个老大娘抓起来，她不招，不招怎么办？
拿火钳把她舌头夹出来。’就这一类的话，讲个没完。段先生就和他讲，周老，武义又不是不懂事的人，你跟他净讲这些干嘛？周培源继续讲，我懂了，他就是要告诉我，武义，你切不可回中国来……”。
决定不回国后，项武义觉得还是应该做些事情。他打算给国内的年轻人写本书，几年后《微积分大意》出版。多年来，他经常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讲学交流和进行学术研究。
在此次参观的中间，葛守仁也将几年前和同事合著的《基本电路理论》赠予了清华、交大的教授。这本书随后被翻译成了中文，成为流行的教材。“以后每次我回中国，经常就碰到用这本书、知道这本书的人。所以，实际上，这本书开启了他们电子工程的教育。”葛守仁回忆道。
自1973年，葛守仁便经常回大陆交流授课。1977年，他作为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的十人代表团成员再次访问了北京、上海等地。这时文革刚刚结束，大学开始复学。由于国内尚缺乏资金，领团的IEEE主席同意可以免费使用IEEE期刊和杂志。这些杂志随后在国内被广泛复印和传播。
1979年，作为美国科学院等资助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SCPRC）的一员，葛守仁见到了正在访美的邓小平。1981年，在CSCPRC的资助下，他再次到中国参与中美文化交流，正是在这次交流中，葛守仁和中科院工程界的代表谈及建立中国工程院的想法。
1990年，中科院院长周光召访问伯克利，葛守仁陪同，在校长田长霖的家中共进午餐。
他也经常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仅举两封信件以窥一二。
1982年8月25日，葛守仁给方毅副总理去信谈到，中国的基础研究大部分在科学院里，而不是在大学里，这点需要改变—— “您也知道，科技和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很大程度取决于年轻人的创造性想法，这从西方国家就可以看出来，一批批研究生年复一年和导师在顶尖研究型大学里工作。”他还注意到，中国的大学喜欢把自己最好的毕业生留在身边，这种近亲繁殖从长远看，对一个机构在智识和职业上造成了限制。
他还认为，科学院里应用研究和基本工程研究或许更为重要。
葛守仁本身在电子电路方面造诣颇深，在电子设计自动化领域（EDA）更是先驱，他对于中国发展集成电路和电脑的建言，在今天看来，依然有重要的价值——“看起来，中国科研和开发中的三个部分，科学院、大学和工业部门，彼此隔离，很少交流，一部分不知道另外部分的人在做什么……从我们伯克利的经验看，来自工业界实验室的访问人员对我们（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做了很有价值的贡献；同样，大学老师修学术假也会到工业界研究实验室里，这种创造性的交流的氛围是一样的。
”
而在1994年2月5日回复周光召院长的咨询信中，他也再次重申了工业部门和科学院合作的必要性——“如果政府真的想推动电子、电脑和通信的高科技发展，科学院和两个部（通信部和电子部）紧密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或许，扩大邮电部计划中的研究实验室，将电子和电脑包括进去，还不算晚。这个实验室有点像台湾的ITRI（工业技术研究院）。
中国已经有一些好大学，所以人不成问题；另外，当前的薪资体系给任何政府组织用来吸引高端人才都是有难度的。我不在那个位置，无法建议做改变，你得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一起提升这个状况。”这些建议，都是葛守仁几十年的经验之谈，恳切而具体。
而同在伯克利的田长霖，之后与吴仲华教授组织了中美双方工程热物理学者在西安和夏威夷的交流活动；他还组织了中美合作研究项目，并争取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提供科研活动经费。他与国内工程热物理学家、科研单位、高等院校都有广泛的联系。他还在1998年被香港特首委任为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王佑曾也在1994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
1973后，冯元桢也多次回国交流讲学。1979年9月至11月，冯元桢和他的学生、助手颜荣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和重庆大学两地举办了生物力学讲习班，52名学员参加。当年，一队中国生物工程专家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学三个月。冯元桢还发起组织了中、日、美生物力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届会议于1983年在武汉召开。
“他（冯元桢）一共回国16次，培养了中国在这方面（生物力学）几乎所有的研究人才，对领导推动中国的科学研究有极大的贡献。”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程与医学研究院院长钱煦回忆道。
“这些人里面，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当数田长霖，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他呼吁国家增加对科技教育的投入、改革科研和教育体制，都是很有影响的。从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和华裔加州科学工作者访问团等回国访问以来，华裔科学家一直是中美科技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对推动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开放、改革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后是合作、培养人才等。”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告诉《知识分子》。
冯元桢、葛守仁、田长霖均曾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据当时在中科院科研生产组外事组里的李明德回忆，自从中美关系缓和后，在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之前，中方一共派遣了43个科技代表团，总计454人访美；美方一共派遣了36个科技代表团，总计430人来华访问。
如1973年的加州教授团，其成员大多在1920年代、1930年代出生，经历了日本入侵，部分经历了国共内战，40年代，十几、二十岁随着父母（部分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任职）离开了大陆。他们经历过战乱，体验过贫弱，虽然已入美籍，但与中国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中国怀有深深的感情。等过了20多年，待国门稍开便回国访问。
他们正值壮年，事业有成，来访者中有不少是知名学者，涵盖了众多领域，尤以物理学、医学和技术最为引人注目。通过他们，美国等西方世界重新开始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科学。他们积极建言献策，讲学或合作科研，培养中国年轻一代。在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之后，新一代的留学生中不少人也曾受教于他们。他们是那个年代世界科学舞台中为数不多的华人面孔，他们也帮着中国科学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
他们的不少人或者年事已高，或者已经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