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为了消灭自家庄园里一种可爱但破坏力强大的哺乳动物——家兔，一位医生给两只野兔注射了一种致命病毒，结果西欧的兔子数量在短时期内减少了90%以上。直到现在，这种病毒还在澳洲被用于控制兔子的数量。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病毒和兔子似乎达成了和解，病毒的毒性越来越低，而兔子的免疫力却变强了。这个经典的演化实验，被写入了教科书中。
事情要从一百多年前说起。澳洲本来是没有兔子的。
1859年，英国人Thomas Austin在墨尔本附近释放了24只从英国带来的家兔，或者说穴兔（Oryctolagus cuniculus），这样无聊的移民就可以打猎兔子取乐。英国人显然低估了兔子的繁殖能力。虽然所有动物交配后都忧伤，但是兔子交配后马上排卵，这在生物学上叫做诱导排卵（ovulation induction）。诱导排卵让兔子的受精成功率杠杠的。
此外，母兔子生产后的第二天就可以再次受孕，一胎可以生12只小兔子，一年可以生60只，斐波那契直呼内行。就这样，这24只兔子在澳洲疯狂繁殖。接下来的10年里，每年澳洲人民都可以捕获上百万的兔子，而这对它们的种群数量来说只是毛毛雨。因此，澳洲的野兔也成了世界上增殖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
澳洲野兔对当地生态和农业却造成了严重威胁。啃噬植被的野兔造成大面积土地退化、土壤流失、小型本地哺乳动物和植物灭绝。
因此在1887年，澳洲政府开始重视野兔数量的问题，新南威尔士政府甚至悬赏2.5万英镑求让兔兔灭绝的方法。后来他们收到了1456份建议，其中还包括微生物学大佬巴斯德的。巴老建议用一个名字很迷的病毒——鸡巴氏杆菌（chicken cholera bacillus）来控制野兔数量，但是这些建议效果都不好，没一个能打的。到了1901年，澳洲政府组建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来专门解决兔兔的问题。
1933年，澳洲著名科学家Dame Jean Macnamara提出，兔粘液瘤病或可一战。兔粘液瘤病是兔粘液瘤病毒(Myxoma virus)引起的，它和天花病毒都来自痘病毒家族，带双链DNA。兔粘液瘤病毒在1896年首次在乌拉圭的实验室里被发现，它原本的宿主是南美森林兔（Sylvilagus brasiliensis）。这种病毒通过直接接触，或者跳蚤和蚊子叮咬传播。
实际上，南美森林兔感染了兔粘液瘤病毒后不会死亡，身上就是长些肿瘤。兔粘液瘤病毒和它的关系常被用来描述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完美的生命大和谐——病原体基本不伤害宿主，宿主也不搞死病原体，二者打包共存。但是穴兔没有和兔粘液瘤病毒的共同演化历史。感染了兔粘液瘤病毒之后，病毒会在几天内通过白细胞扩散到穴兔全身，发病部位肿胀溃烂。通常在感染一周后，穴兔就会死亡。
作为生物武器，兔粘液瘤病毒的另一个好处是不会误杀，因为其他哺乳动物对兔粘液瘤病毒有免疫力。就这样，在1937年11月，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在瓦当岛上用兔粘液瘤病毒进行了实验，结果很成功，兔粘液瘤病毒的致死率是99.8%。1950年，澳洲政府决定用兔粘液瘤病毒来剿灭野兔。在病毒释放后的三个月里，兔兔的数量下降了99.8%，数亿兔兔死去，澳洲的畜牧业和农业得以喘息。
这也是人类首次成功使用生物方法控制哺乳动物的数量。
但是意外再一次发生了。1952年，为了清除自家庄园里的兔子，法国医生Paul-Félix Armand-Delille给两只野生穴兔接种了兔粘液瘤病毒。就像当初Austin没料到自己放的24只兔子祸害了整个澳洲一样，法国医生也没料到自己放的毒端了整个西欧的兔子。在接下来的2年里，局面很快不受控制，兔粘液瘤病毒在西欧迅速扩散。
1953年，兔粘液瘤病毒来到了英国，造成了大量兔子死亡，引起了英国上下的热议。听说了大量兔子横死的情况后，喜欢兔兔的丘吉尔让英国内政部关注这个问题，试图使传播兔粘液瘤病成为犯罪行为。不过后来，英国政府成立的兔粘液瘤病顾问委员会（Myxomatosis Advisory Committee）并没有投票通过丘吉尔的提议。
在那场兔子瘟疫后，法国的兔子数量减少了90-95%，西班牙的下降了95%，英国的下降了99%。更令人意外的是，1956年6月，法国河流与森林部的部长Bernard Dufay还因为这事儿给放毒的Armand-Delille医生颁发了一枚纪念奖章。但是，和澳洲的情况不同，欧洲的穴兔是食物链上重要的一环，兔子的上级也因为兔粘液瘤病毒连坐。
后来欧洲人民才意识到这一点，但此时西班牙帝国鹰（Aquila adalberti）和伊比利亚猞猁（Lynx pardinus）的数量锐减，几乎走到了灭绝的边缘，以至于欧盟在2008年提出了为了保育上述动物，有必要增加野兔的数量。
对于生物学家来说，这种洲际的物种灭绝工程是史无前例的，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兔子瘟疫常被称为“最伟大的自然选择实验”，并被写到了生物教科书里。
话说回来，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几年的兔粘液瘤病的大清洗后，澳洲和欧洲劫后余生的兔子对这种病产生了一定的免疫力。2019年，剑桥大学和葡萄牙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研究所的研究者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兔粘液瘤病毒施加的近70年的自然选择压力下，澳洲、英国和法国的兔子的DNA均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些变化让它们对这种病毒有更强的抵抗力。
和宿主的变化类似，后来毒性更弱的兔粘液瘤病毒株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宿主死太快对它的传播没有好处。因此，在那次屠杀事件后，兔子的数量很快回弹。实际上早在1956年9月，《泰晤士报》就发文称“兔子们又回来了”。澳洲的情况也差不多，1991年，那里兔子的数量回升至2-3亿。这三国的兔子演义也被写入了各种生物教材，当作病原体为了和宿主共同演化从而减弱毒性的典型。
然而，澳洲政府一直没有停止和兔兔的抗争。澳洲农业部称，直到现在，野兔每年还给澳洲农业造成约2亿澳元的损失。因为兔粘液瘤病毒的流行毒株毒性下降，而兔子的免疫力上升，澳洲政府又祭出了另一种生物武器——兔出血症病毒（RHDV）。兔出血症病毒是在1984年在我国江苏发现的，它的致死率和当初的兔粘液瘤病毒差不多，被感染的兔子在48小时内就会死亡。
兔出血症后来在1986年传播到了欧洲，并在90年代传播到了英国。1995年开始，澳洲开始使用这种病毒控制野兔数量。兔出血症病毒也被认为是仅次于兔粘液瘤病毒的第二种成功制服了有害哺乳动物的病毒。因为病毒带来的甜头，尽管现在已经出现了针对兔粘液瘤病的疫苗，澳洲政府却禁止宠物主人给宠物兔子打疫苗，主要是担心疫苗中的减毒病毒有可能传播给野兔，后者可能会获得对这两种病毒的免疫力，然后卷土重来。
有疫苗也不给打，澳洲真的被兔儿爷整怕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