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影响，美英澳等国的不少高校纷纷裁员。例如，斯坦福大学曾在去年宣布永久解雇208名教职员工。最近，英国老牌名校——利物浦大学也开始行动了。该校向47位教职员工发送了其面临裁员风险的通知，而裁员的依据是教师的经费收入和论文引用情况。不过，这一举措遭到校内外400多名研究者的强烈抗议。一些人表示，这些量化绩效指标过于聚焦论文发表记录，而没有承认教学、外部机构任职、同行评议等方面的工作。
《自然》网站相关报道认为，此次争议凸显了人们对于高校片面利用某些指标作为考核依据的不安。作为学校重组的一部分，利物浦大学计划在该校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院裁员几十人。今年1月和2月，该校先后有47名研究人员收到“面临被裁风险”的通知。那么，此次裁员的标准是什么？利物浦大学在给《自然》的一份声明中称，研究人员的5年平均经费收入是一个重要指标，同时考虑了研究者的论文引用情况等指标。
除此之外，还参考了个人的“研究影响力、领导贡献和外部机构的成员身份”，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产假等其他因素。但质疑者认为，利物浦大学的管理层仅用前面两个关键指标来确定哪些人面临被裁风险，并未考虑教职员工日常工作的其他方面。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利物浦分支机构发送给该校教职员工的一封邮件，引用了利物浦大学的一份文件。
其中声称，管理人员在考察教职员工表现时，“参照的关键指标尤其关注研究收入和个人产出的质量”，并据此建立了“质量基线”。这两个指标分别是：与类似大学研究人员相比的5年平均经费收入，以及“领域加权引用影响”的分数，即衡量一篇研究论文相对于领域内其他论文被引用的频率。尽管没有被裁风险，但利物浦大学分子生理学家Patricia Murray对衡量标准明显被滥用感到非常震惊。
她与该校以及其他高校的400多名研究者联名签署了一封致利物浦大学管理部门的公开信。公开信表示，利物浦大学使用的指标“特别有问题”，危及了“大多数学院的教员的工作。他们管理技术设施并服务委员会，从而使我们的部门和研究所顺利运行”。公开信还表示：“仅仅根据量化指标评估员工永远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使用的是哪种指标。
”在英国研究者发出抗议的同时，多个倡导负责任地使用度量标准的国际组织也致信利物浦大学，质疑这一做法。其中包括来自《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DORA）和《莱顿宣言》的相关人士的质疑。这两个宣言均倡议，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单一指标，尤其是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科学家个体的贡献。事实上，利物浦大学也是DORA宣言的签署机构之一。
该校官网称，通过签约DORA，其承诺避免使用基于期刊的指标来做决定，承认所有相关研究成果的价值，明确用于评估学术生产力的标准。然而，利物浦大学的此次裁员决定却被认为是对上述宣言的巨大挑战。
《莱顿宣言》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文献计量学家Ismael Rafols、Ludo Waltman和Sarah de Rijcke于2月21日在写给利物浦大学副校长Janet Beer的信中表达了担忧：“我们认为，最近定量衡量在大规模裁员决定中的应用，对负责任的研究指标的有关举措构成了重大威胁”。他们还表示，这是第一次在欧洲一所大学中使用指标来挑选研究人员进行裁员。
新冠疫情冲击，给美、英、澳等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威胁。为此，很多高校纷纷宣布裁员，以渡过难关。据英国《卫报》今年1月报道，该国至少已有9所大学宣布计划实行强制性裁员，或者开放“自愿”裁员计划，包括东伦敦大学、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利物浦大学、利兹大学、莱斯特大学等。不过，这些裁员计划引起了高校教职员工的不满。
例如，为抗议学校重组导致的裁员，英国最著名的艺术学院之一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教师在今年1月投票决定采取“除罢工以外的行动”（ASOS），停止对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评估工作。此外他们还拒绝面授课程，并宣布不会替缺席的同事补课或加班。在美国，2020年7月，斯坦福大学宣布永久解雇208名教职员工。密歇根大学弗林特分校宣布裁掉300名讲师，阿克伦大学也宣布裁掉近178名教职员工以平衡预算。
此外，受到疫情重创的还有澳大利亚高校。据澳洲大学联盟数据统计，与2019年相比，澳大利亚的大学在2020年至少减少了17300个工作岗位。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关于裁员的标准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高校教职员工利益，并未引起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