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腾腾的蒸汽中，市医院门口的一排早餐店陆续开始营业。那一年最后的10天，我和许多人一样会去其中一家店吃早饭，然后打包一份带给爸爸。等回到那个梦魇般消防楼梯转角时，爸爸也差不多收拾好简易床的被子。那扇消防门里的护士似乎也比其他科室的更勤快，每天早8点准时打开消防门，所有留守家属都会不自禁的起立、屏住呼吸，等待探出头来护士宣读“今日榜单”，上榜的家属小跑着迎上前去，心里期盼着一定只是催自己缴费。
消防门内是市医院当时的ICU病房，我和爸爸在外守候的是因重症急性胰腺炎躺在里面的妈妈。一切已经过去整整9年了，但那一年的一连串经历总是让我虽刻意回避却时常不自禁地想起。
那时，我刚考上老家的公务员，全家人还沉浸在这份喜悦中，姐姐和外甥国庆时意外出了车祸。姐姐的膝盖需要手术，妈妈一个人在医院照顾了一个多月，姐姐终于可以回家等待第二次取钢板手术，妈妈也刚回老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突然患上了我们第一次听说的重症急性胰腺炎，进了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的ICU。
那是2011年12月的下旬，我刚到单位报到一个月，爸爸也还没退休。周二的中午，妈妈煮饭时突然觉得腹部剧痛，她常年肠胃不好，所以第一反应就是急性肠胃炎，让爸爸带她去乡镇卫生院挂点滴。可到了第二天傍晚，还是剧痛难忍。在爸爸的坚持下，叫120急救车送去了姐姐上班的市中医院。
当晚，检查结果初步诊断为急性胰腺炎，熟识的主任给妈妈开了些点滴，第二天妈妈的腹痛就得到了缓解。稳妥起见，还请来了市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会诊，确认为重症急性胰腺炎。当时我们对这个病都第一次听说，感觉就是跟肠胃炎差不多的炎症吧。
周五下午，我请了假，打算赶去市中医院。出发前姐姐打电话说主任建议转院到市医院。我当时问姐姐：“这个病难道你们医院还治不了吗？”姐姐有点模糊的回了一个“嗯”。我慢慢开始意识到这个病可能比较麻烦。
终于赶到了市医院消化内科病房，正好看到爸爸和姐姐扶着妈妈上轮椅，他们告诉我马上又要转到ICU。我看了一眼妈妈，不用忍受疼痛后，她看起来也只是虚弱一些，还一直念叨着自己可以走着去。
被推进ICU，看到那一屋子的仪器和无意识的病人时，妈妈原本淡然的脸上顿时布满了恐惧和慌张，眼睛都有点泛红了。我们紧紧握住她的手，安慰她：“只是进来观察一两天，这里的仪器比较齐全，你看你这么清醒，和其他病人不一样……”现在想想，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是那么无力。
最终，在护士的催促下，我们只能慢慢松开了手，妈妈被独自留在冰冷的仪器堆中。3小时后我进去送日用品，医生告诉我妈妈的胰腺炎已经并发了肺部水肿，血氧含量下降导致昏迷，时刻都要带着吸氧面罩。
也许，昏迷比让她在清醒中忍受着恐惧的煎熬更温柔一些吧。
在家属谈话时，ICU主任告诉我们，妈妈得的这个重症急性胰腺炎临床的死亡率是30%-50%，像妈妈这种已经产生并发症的死亡率最高可达80%。不过，虽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目前还算能够控制。
市医院的治疗方案是维持身体体征平稳的情况下，逐步过滤血液中的炎症介质，相关的指标会逐步提升到一个峰值后慢慢回落，直到恢复正常。按照这个方案治疗的费用至少需要二三十万。主任告诉我们这个病的发展会非常迅速，随时都会有意外情况，让我们做好最坏的打算和充足的资金准备。
谈话后我们就先回姐姐家，路上姐姐先打破压抑的沉默，和我们说起这个病常见的病因就是：暴饮暴食或者饮食油腻，妈妈可能是那天早上就吃了爸爸买的两个油饼。我看爸爸一直沉默着，故作轻松的和他调侃:“你看以后不敢再买那些东西了吧？”没曾想爸爸没有回答我，只是转过去和姐姐说:“医生说要很多钱，如果不够只能先把房子卖了。
”那一刻我分明是听到了他哽咽的声音，哪怕他的表情在昏暗路灯下掩藏的再好，那是我二十几年第一次看到他脆弱的一面。
妈妈进入ICU的第二天早上，医生让我们推着妈妈去CT室插食管，需要将食管直接送到肠道，减少胃酸分泌加重胰腺的炎症。一路上我不停和妈妈说话，希望能让她安心一些，后来妈妈和我说这些她都不记得了。
这天正好是爸爸的农历生日，姐姐想给爸爸过个生日，让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情绪。刚拆开蛋糕，姐姐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我听不清电话里说了什么，只看见姐姐的表情越来越紧张，直到挂断电话，她一句话都没说，脸上却已经有了泪水。她抽泣着告诉我们，医院通知过去签字，妈妈已经呼吸衰竭需要气管插管。我拿上姐夫的摩托车钥匙就和爸爸冲下楼，我至今记得，当时我是一路不停按喇叭，恨不得装个警灯。
赶到医院，医生告知妈妈并发的肺部水肿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自主呼吸能力，只能进行气管插管。爸爸按照医生手指的地方不停签字，我也不知道他听懂了多少，反正懂或者不懂我们当时都没有选择。
爸爸没有回家，我也请了一周的假，我们找保洁阿姨租了一个简易床，在楼梯转角处找了个空地扎下营。
接下来的一周，爸爸24小时都守在那张1米宽的简易床上，我白天去陪他，晚上10点左右回姐姐家。妈妈每天的费用大概是一万五，我每天固定往里充2万，为的就是早上不用被护士点名。
因为医生说，如果只依靠营养液，妈妈的肠道会菌群紊乱，每天早上，我从姐姐家里打包稀饭和汤带去，ICU的护士会帮忙从食管一点点倒进去。
每天下午4点。我们有15分钟的探视时间，每次可以进2名家属。姐姐每天下午都会坚持来，可能护士看她每天都是在我的搀扶下单脚跳进去的，同情我们，把我们三个人都放进去了。
每天，妈妈都是昏迷状态，嘴巴里插着气管、鼻子插着食管、肩膀处连接着好几根静脉通路。除了这些维持生理状态的管子，医生还在妈妈的两个动脉上各插了一根和平常茶桌上抽水水管差不多粗细的管子，连接到床旁一台有点像磁带的机器，妈妈的血液从一根管子流出来，到旁边的机器绕着转几圈再输回体内，医生说这是通过过滤净化掉血液中的炎症介质，大概便是经常说的透析。
每次探视，我们都只能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妈妈手上和脸上还没有被侵占的位置，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们都在外面”，希望她能听见，希望能让她感到一丝安全。妈妈在ICU的第三天早上，我和爸爸刚吃完早饭，就听到ICU门口一阵嘈杂，没忍住好奇心凑上去看个热闹。原来是一名ICU病人的俩儿子在和医生护士争吵，大喊着要去投诉他们，还不停劝我们有办法就尽量转院，别在这耽误治疗。
原来两人的父亲因意外从三楼摔下来，导致颅内出血，市医院觉得手术风险太大，一直采用保守治疗。这俩兄弟拿着检验报告去问了认识的省级医院主任，对方很干脆的答复说可以手术。于是他们就觉得市医院是水平不够，为了赚钱把他们父亲拖延在这。这场看似与我们无关的热闹，却让我们一晚上都没睡。姐姐之前就提过要不要转省里医院，但是妈妈气管插管后我们就不敢让她再折腾。
当天下午，我和姐姐聊起早上看到的事情，姐姐就问了几个认识的医生朋友，大部分人都是正反两面都说，但是有一个朋友很坚决支持转院，为此那位朋友还到ICU从专业角度了解了一下妈妈的病情。
转院最短需要1小时车程，ICU主任认为目前停止呼吸机一个小时对妈妈的生命威胁很大，在病情还可控的情况下不建议转院，因为对重症急性胰腺炎到哪个医院治疗方法都差不多，最终，他告诉我们，如坚持转院，需签署一份自行承担风险的责任书，路上病人发生任何意外都与医院无关。
我们仨整晚睡不着，姐姐说这就像是拿妈妈的命来赌，面对本来就只有20%的生存率，左右都不敢作出抉择。姐姐刚出了车祸，感触特别深，想起车祸中脑部淤血的外甥，她露出了深深的担忧：“我们（姐弟俩）还能有个人商量，我老了出点什么事，就他一个人该怎么办！”
焦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还是爸爸作了最后决定：留下来治疗。他说路上的情况我们控制不了，而且目前病情是稳定的，转院要冒的风险更大。我和姐姐如释重负，马上就找到ICU主任，希望他不要因为之前的冒犯生气，拉着他倾诉了一通作为家属的无奈心理。
有惊无险，又是一天。这句话真的就是当时的状态，每天看似波澜不惊，但是内心时刻都紧绷着。
妈妈每天会做几十项抽血检查，各项指标持续增高，其中主要的指标血清淀粉酶最高时已经超出了十几倍，医生告诉我们，这是病程发展的必然趋势。好在指标到一定数值后慢慢平稳下来，终于在妈妈进入ICU的5天后，我们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妈妈的几项关键指标开始下降。医生告诉我们，这说明病程已经经过峰值，开始进入恢复期，也就是说风险大大降低了。
对于我们家属来说，从生死未卜到看见康复希望，真的就像跳楼机的最高处到最低点，惊吓之余就是希望安全带赶紧打开尽快脚踏实地。
那天，爸爸终于同意回姐姐家洗个澡休息一下，之后，晚上还是要坚持回小床上，守着。
也是在那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家病人家属面对生死最深沉的不甘和无奈。
他们是农村人，ICU里住着的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起夜时不小心从二楼摔下，在里面住了半个月，但是各内脏衰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医生让他们再准备十万，但也只能是尽力试试。那时，他们已经花了二十几万，为了凑这些钱，他们已经变卖了除房子之外的所有财物，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凑到钱了。
考虑到希望很渺茫，家里还有孩子需要养，如果最后人财两空，以后的生活都不知道怎么过。再三挣扎后，他们只能决定放弃治疗。
那天早上，我看着他们一大家子怀着无奈和愧疚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就是为了凑够两千多120急救车和氧气等费用，好让他们的亲人最后能在熟悉的环境和亲人的守护中离开。
在ICU住了十天后，妈妈的指标终于达到了转普通病房的要求。虽然还是非常虚弱，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但总算已脱离了生命危险。我们轮流照顾了一个月后，为了能在家过年，她就提前出院了。
到现在妈妈还坚持说，她当时在ICU苏醒过来后，看到有个病人家属请了几个做法事的道士在病房里跳了一晚上。连家属都不让轻易进出的ICU是不可能出现妈妈看到的情况，我们知道那是麻药用多了以后产生的幻觉。或许从住院到出院都是妈妈的一场梦，也是我们一家人的一场梦，虽然惊险万分，再也不想经历，但也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生命、珍爱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