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以来，三星堆遗址陆续发布新发现的6个坑中的成果，这是继1986年发掘两个坑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三星堆再次震惊世人。作为一个常常进入到考古现场的作家，萧易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次发掘成果，是考古工作者多年努力不放弃的结果。
萧易在他刚刚出版的《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一书中，复原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文明，以及四川其他19个考古发现，按时间顺序从先秦到清朝细细介绍，让人们了解到，除了三星堆，四川还有许多或大或小或独有的文物，揭示出蜀地特有的历史流转和文化传承。
1986年夏天的一个黄昏，砖厂的挖掘机意外发现了两个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祭祀坑，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坑中出土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等大量珍贵文物。经过多年的考古发现，三星堆和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文化有衔接，也和金沙遗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萧易写道，如果将三星堆文明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宝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三星堆持续了几百年，其文化分为四个阶段，其一期文化和宝墩文化非常相似。萧易曾多次进入考古现场，本书写的19个考古现场，他都去过，有的还去过不止一次。他是国内较早开始调查四川石窟的人，曾在一年半的时间里9次到安岳，在荒山野岭中发现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石窟。
他去得最多的应该是南宋与蒙古交战时留下的一系列方山城堡，如重庆钓鱼城、蓬安运山城、广安大良城、金堂云顶城、渠县礼义城等，这些方山城堡是中国最集中的南宋山城，它们不但是宋蒙战争的见证，甚至可以说延长了南宋的历史。
萧易向记者如数家珍般说起四川考古“之最”，宝墩古城是中国史前第四大古城，有力证明了成都平原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金沙遗址共出土金器200余件，为商周时期古遗址出土金器最多；中国现存汉阙45处，其中24处在四川，独占中国汉阙半壁江山；迄今全国共发现百余座画像棺，九成在四川；四川汉代崖墓的数目为中国之最；以万佛寺为代表的南朝造像，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泸州市是四川乃至中国宋墓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四川总体窖藏金银器近500件，约占中国宋代出土金银器的一半，等等。
《寻蜀记》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来解读蜀地历史。对于考古遗址，不同专业、领域的人会用各自的角度去解读。萧易表示，窖藏是指古人为了躲避战乱、灾难，将宝物埋藏起来。1993年冬天，四川彭州发现了一个中国迄今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有350件金银器。在一些器物上，刻有“董宅”二字，从而推测它们的主人姓董。董家为什么要把器物埋藏？萧易在书中讲述了董家的故事。
大约在700多年前，南宋端平年间的一天，彭州城里的董家人面色凝重，正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萧易说他“关注的是历史上的小人物”，书中还写了南北朝的上官法光，明代的土司王玺，清代修建字库塔的耆英、文生、百姓等故事，他们大多数进入不了史书，就连位列大鸿胪的荆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他们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流亡、离愁、死亡、恐惧、信仰。
正如三星堆出土的一个个国宝重器，把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蜀国拉到我们身边，通过遗址、文物，萧易让人们了解到历史的细节，并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度，而原本冰冷的考古发现，也鲜活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