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砰砰直跳，布赖恩·福莱后退了几步，离蛇箱远了一些，然后开始检视自己手上的咬痕。刚刚咬中他的是一条“死亡蛇”，澳大利亚最毒的蛇之一。它的神经毒素会令人呕吐、瘫痪以及如其名所示的那样——死亡。当时，福莱还是一个研究生，养了几年蛇。但是，他最大的担心并不是毒蛇的神经毒素。附近的医院就有他需要的抗蛇毒血清，尽管这方面的数据有限，但人们接受治疗后一般都能活下来。
然而，福莱仍有可能在几分钟内就死——不是死于中毒，而是死于过敏性休克。生物学家布赖恩·福莱正在取眼镜王蛇的毒液。福莱一辈子都喜爱并研究毒蛇，但到头来，却对毒蛇产生了致命的过敏。科学家对研究对象过敏，并不少见。虽然情况不总是这么极端，但传闻报告和专家分析都表明，科学家、学生和实验室技术人员对自己研究的生物发生过敏的情形并不鲜见。
一些过敏专家表示，这些研究者之所以会遭遇如此高的过敏风险，其实是因为他们对研究对象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近距离的观察、每天的长时间工作，年复一年地投身于某个研究项目。尽管相关数据不多，但这一估计符合了职业过敏方面的研究——与实验室啮齿动物共事的人发生过敏的比例高达44%，兽医的过敏比例约40%，而与昆虫共事的人过敏比例则有25%~60%。
美国的实验室动物过敏指南建议，实验室装备“设计良好的空气处理系统”，并且工作人员要适配个人防护装备以降低过敏风险。不过，对研究人员及专家的访谈发现，人们似乎对这类指南缺乏认识。卡尔森表示，许多研究者，尤其是在野外工作的那些，已经习惯了工作中的种种不适。当免疫系统对一种通常无害或相对无害的物质反应过度了，就会发生过敏。免疫系统会检测出身体中有潜在危险的入侵者，比如细菌、真菌和病毒。
有时候，免疫系统会把一些无害的东西识别为有害的，这方面的原因还不明确。为了标记入侵者，人过敏之后会产生抗体或蛋白质类型，来识别这些物质。当人们再次接触这类物质的时候，抗体就会将其标记为入侵者。免疫系统就会释放出化合物，这些化学物会刺激周围组织并使其产生炎症，从而表现出过敏症状。研究者虽然已经确认了一些风险因素，但还不清楚究竟为什么一些人会过敏，而另一些人却没事。
不过已经知道的是，反复暴露于某些物质，确实会增加过敏反应的可能性。虽然科学家过敏的故事很多，但相关的研究却很少。记录最完全的是对啮齿动物的过敏。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啮齿动物十分常见。但是，一些科学家报告的过敏则是几乎完全没被研究过的，这可能是因为在发达国家里，很少人会频繁接触这些过敏源而过敏。例如，大多数人平时会离水蛭这种东西远一点儿，但是，多伦多大学的博士生丹妮尔·德·卡莱却会出去到处寻找它们。
卡莱研究水蛭的遗传学，试图弄清不同物种间的关系，以及吸血是如何演化出来的。为了研究水蛭，她首先得抓到一些，然后就像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一样，她拿自己的身体当诱饵。大约一年半以后，她开始注意到了症状。起初是水蛭咬过的位置变痒了，而她接触水蛭越多，情况就越严重。卡莱说，现在她出去抓水蛭的时候，她会在水蛭吸附到她身上但还没开始吸血的时候就抓下来，这样就不会过敏了。
至于那些养在实验室里的水蛭，她改用肉店买的猪血喂养，而不再用自己去喂了。有些时候，科学家们在实验室工作中患上的过敏还会蔓延到日常生活里。十多年前，演化生物学家卡尔·格里肖普在果蝇实验室工作，而果蝇食物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香蕉。自那以后，他每次吃到香蕉喉咙都会痒。植物生物学博士生乔恩·吉登斯说，在研究北美圆柏之前，他对啥都不过敏。
但现在，距离他上一次在野外接触这些树已经一年多了，他仍有常年性过敏性鼻炎症状，他认为这是空气中的圆柏花粉造成的。类似的还有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博士布雷沙恩·麦克格伊，她说在开始毕业论文之前自己从未得过花粉热。但在实验中反复暴露于豚草花粉之后，她出现了鼻后滴流、咳嗽等症状。虽然她不再研究豚草了，但在每年秋天的豚草花粉季她还是会得花粉热。此前的研究发现，大多数职业过敏的兽医都没有为此去专门求医。
与之类似，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大多数科学家都没有为了这些过敏而去求医，也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诊断。科学家们大都表示，自己的过敏烦人但可控。但有时候，过敏也会迫使研究人员作出重大的改变。生态学家奇普·泰勒读博时开始研究黄粉蝶。1969年，当他成立自己的实验室时，他踌躇满志地打算继续这个研究方向。但是，“到了1973年，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这种蝴蝶严重过敏。
”工作时一旦接触了这些蝴蝶，泰勒就开始出现类似哮喘的症状。为了应对症状，他平时使用强的松，这是一种强力的抗炎激素，但有严重副作用。“我决定自己得避免在工作中接触这些蝴蝶，”泰勒说，“我必须调整自己的职业方向，去研究别的什么了。”过敏方面的专家说，阻止过敏的关键是减少暴露。但是，究竟要减少暴露到什么程度却不太清楚，而增加防护对研究机构而言可能成本过高，并且会让研究者感到不便。
有些用到小鼠和大鼠的实验室设有相关的政策和装备，专门设计来减少人们暴露于过敏原之中。这些实验室为笼子安装了通风系统，使用自动化系统进行清洁，每个房间养的动物比较少，并提供特定区域给工作人员换掉被过敏原污染的衣服；个人防护装备如口罩、手套和实验服等，也能帮助研究者减少暴露。不过，要真正落实这些防护措施可能会有难度，伦敦帝国学院专攻职业性肺病的乔安娜·菲瑞如是说。
2019年，菲瑞和一些同事发表了一项研究，调查了英国7个涉及到小鼠研究的机构。他们发现，使用独立通风笼子而不是开放式笼子的机构，空气中过敏原的水平明显较低。但这还不足以防止工作人员对小鼠过敏。在过敏发生率最低的机构里，那里的工作人员还会佩戴好口罩。菲瑞说，这项研究表明，至少在英国，对实验动物过敏的问题“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可以预防的”。
尽管如此，菲瑞也表示，对许多人而言，对实验动物过敏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应当做得更好，”她说，“我不太确定我们这方面是不是正在变好。”菲瑞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安装可降低过敏原暴露的设施会很贵，比如那些自动清洁笼子的机器，如果还需要翻新老旧设施的话就更贵了。另外，要确切评估过敏问题的规模也很困难，尤其是考虑到工作环境和做法在世界各地的差异很大。
虽然好的机构会监测工作人员的暴露情况和健康状况，“但你也会看到另一个极端，脏乱差、健康安全都一团糟的地方。”菲瑞说，在这样的地方，过往记录乱七八糟，过敏了的人们可能觉得自己别无他法，只能上别处找工作。“所以，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好，没有人过敏，但实际上，所有生病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她说，另一种可能是，只有运行最良好的那些机构才会报告相关数据，其他的机构则根本不管这事。
事实上，几年前杜克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试图在美国境内调查与实验动物咬伤有关的过敏，但只有16%的受访机构作了回应。至于那些较少被研究的过敏，相关的信息更是非常少，不知道发生得有多普遍，也不知道怎样的防护才足以预防。不过，一些与过敏共存的科学家说，他们觉得更多的信息和对这个问题的意识，有助于让更多的科学家在做研究时采取预防措施。
福莱说，与他正式开始研究蛇类的90年代末相比，现在人们对蛇毒过敏已经有了更多认识。但他补充说，“它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认识。”福莱表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不愿谈论蛇毒过敏，但是“我对此直言不讳，因为这些信息能救命。”珊瑚礁研究者沃克说，对研究者过敏开展更多的研究是有好处的。“如果你知道要当心，那很多这类事情都能得到解决。”
在职业生涯早期，科学家通常会得到完整的培训，学习如何以正确方式处理生物危害或有害化学物质。机构常会就野外工作提供广泛的安全计划，帮助研究者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做好准备，比如脱水、遭遇低温或是被熊袭击。但是，至于对看似无害的生物体过敏一事，科学家们可能知道得很少。“我觉得，人们对防护装备的态度可能有点太随意了，”麦克格伊说道。
“尤其是如果你工作中接触的是动植物，由于它们是某种自然的东西，不像在实验室里处理的化学物质，可能人们因此就不够谨慎。”“听起来可能挺傻的，但也许就得更多地强调使用防护用品，以及不这么做的后果，”研究水蛭的卡莱说，“人们很容易觉得，‘哦我不需要戴什么手套，我不过是在摸个花儿什么的。’”前面提到的过敏专家卡尔森说，哪怕是博学老道的研究者也可能沉浸在对工作的热情里，然后不把防护措施当回事儿。
2009年，卡尔森参加了一个项目，需要收集室内尘螨的数据，这种微型节肢动物导致了全球数百万人患有鼻腔和呼吸问题。尽管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他也忽视了个人防护。“道理我都懂，”他说，“我知道该戴口罩，但那时很热，汗流浃背，而且也没有一个老板对我说应该怎么做。”在工作中，他开始流鼻涕、眼睛痒——正式过敏的第一步。
“我强忍着，最后变得高度敏感，”卡尔森说，甚至趴在地上和当时还小的孩子们一块儿玩，都会让他“极为痛苦”。想到那些科学家因为过敏不得已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卡尔森觉得很难过。“对于因为工作而过敏的人，我真的很同情，”他说。“这事儿我们宣传得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