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一场强沙尘暴袭击了半个中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批航班因此延误，北京街头黄沙漫天的照片从微信朋友圈一路刷屏到各大国际媒体头版。气象部门的数据分析表明，这场沙尘暴在中国境内达到了十年以来最大强度，也是本世纪初北京遭遇沙尘暴威胁、大量防风固沙措施全面落实以来，北方城市少有的一次与强沙尘暴的“亲密接触”。
按预测，这次沙尘暴会在16日上午结束，但当人们从惊悚照片与网络调侃中回过神来，开始追问沙尘暴的源头，全世界才突然发现：同一场沙尘暴在它的发源地蒙古国开始于3月13日，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失踪人数一度超过五百，搜救仍在进行，另有数十座建筑受损，牲畜死亡预计将超过1200头。
14日起，蒙古国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在其网站上更新多条援救消息，但直到15日早上黄沙直扑北京以后，蒙古才作为“袭击北京的沙尘暴的起源地”而获得了依然为数不多的关注。
这或许也是过去二三十年蒙古国处境的一个缩影：在周边邻国对于空气污染和气象灾害防治日益重视，东北亚其他内陆地区的荒漠化防治逐渐收获治理成果的同时，乏人问津的蒙古国的状况却在恶化下去。
夹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蒙古国，眼下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土正在面临荒漠化威胁。如果从地图上看，说整个国家都正在逐渐向荒漠发展，也不为过。按照地理学资料，蒙古国的15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当中，有约10%为森林覆盖，其余的大多数地区属蒙古高原，高山草原、干旱平原草原和沙漠草原的总覆盖面积超过80%。
但在最近的研究当中，蒙古国面临荒漠化威胁的国土已达总面积的76.8%，面临荒漠化的草场比率达到90%，而真正的沙漠已经占到国土总面积的超过40%。
沙尘暴形成于春季上升气旋遭遇干燥裸露地表，在严格意义上本是一个自然现象，对于气象意义上在欧亚大陆十分重要的蒙古高原，类似过程的发生尤为突出。
但在今天的蒙古国，问题早已不是自然规律所能解释：一项长期观察称1950年代蒙古发生强沙尘暴的频率约为每年五次，但在上一个十年这一频率已经变成三十次；另一项研究则称，1960年代蒙古每年约有20天发生沙尘暴，到1980年代已上升到50天，2010年代则进一步上涨到100天——这已经意味着一年有接近三分之一时间，蒙古人都要活在沙尘肆虐之下。
是什么在改变蒙古？
首要因素或许是全球性的气候改变，或更直接地说，是全球变暖造成的更严重的干旱：自1940年以来，蒙古年平均气温至少升高了1.8℃，预计变暖还将继续，这意味着这个本就缺水的地区蒸发量加剧，而干燥天气更有可能长期持续。
东北亚跨区域环境合作项目（NEASPEC）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将干旱和风蚀列入造成蒙古荒漠化的四个主要因素之二，俄罗斯学者在2018年发表的一份有关蒙古荒漠化成因的研究当中，也将气温升高和降水减少列为“荒漠化的直接原因”。
在中国西北治沙十余年的民间生态行动者马俊河也在回答世界说提问时表示，从经验来看治沙问题上人力仍无法扭转天意，降水量的减少对于任何地区都是无法挽回的难题，并非人力所能轻易弥补。2020年11月发表于《科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则验证了蒙古国史无前例的持续干旱：近年来蒙古国所经历的高温和干旱，在过去二百五十年时间里前所未有。
但另一方面，除了天灾，蒙古国正在经历的还有人祸。
市场化改革之后与刻板印象相类似，蒙古至今仍大体上是一个农业国：包括牧业在内的广义农业在其整体经济结构中占比仍超过20%。另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则是采矿，国家预算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采矿产品，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出口。放牧和采矿，正是这两大支柱产业将蒙古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推向了崩溃边缘。
所有对于蒙古荒漠化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聚焦于过度放牧：蒙古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自1990年至2018年，蒙古全国牲畜总量达到了最初水平的2.6倍。
仅从数字上看，特别是比起同期许多周边国家经济经历过的爆发性增长，蒙古国牧业的发展速度并不惊人，问题在于，过去三十年里增加的一倍多牲畜几乎完全是过度放牧的产物——联合国发展署2021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9年蒙古国全国牲畜数量已达7090万，比牧场总承载能力足足超出3300万，不同地区放牧牲畜数量达到牧场环境承载力的2-7倍。
牧场的荒漠化反过来又直接造成了牧民的被迫流失：2020年发表的一篇对于荒漠化在蒙古国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指出，自1989年至2018年，调查所及几乎所有的盟（基层行政单位，类似于村）都在发生人口流失，但以行政区划论，大部分地区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弥补了乡村地区的缺口，这正是由于荒漠化迫使许多牧民不得不放弃原有生计，进入城市寻找机会所致。与之同时发生的则是矿业的野蛮增长。
蒙古国自然资源丰富，采矿业近年来发展迅猛，尤其是直接吸纳了为数不少的流失牧民，以另一种方式对蒙古自然环境施加了更为严峻的破坏压力。
在这二者背后，则是蒙古国在苏联解体后被迫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一边是原有的国家计划不复存在，另一边则是改革时期飞涨的生活和生产成本迫使人们更勤奋地工作。
尽管类似的过程发生于这一地区所有国家，但在以游牧为主的蒙古，它还没来得及给所有人带来更多的财富和更好的生活，就首先造成了对于自然环境的巨大压力。一个最为直接的例子就是山羊：由于羊绒价格不断走高，牧民增养山羊，山羊啃食草根的习惯加剧草场退化，最终造成荒漠化。在蒙古国，1990年山羊在全部牲畜的占比仅19.8%，到2018年这一数字已上涨到40.8%。
如何解决？
试图干预蒙古国沙化的努力过去三十年来从未停止。1997年，蒙古国自然与环境部发布了《抗击荒漠化国家行动计划》，其后又逐步建立了沙尘暴气象监测系统和环境保护法律，从1990年到2001年，该国政府在蒙古的14个防沙治沙项目上花费了2,460万美元，2005年又启动了全国防沙林项目“绿带计划”，以延缓荒漠化进程。
但很显然，从结果看，所有这些措施都仍远远不够：针对蒙古全国的社会经济调查研究表明，由于市场导向，未来将出现的产业不但包括山羊养殖和采矿，还包括蔬菜种植，绝大多数接受访问的小牧场主都有进一步扩大养殖数量的计划，由于国内蔬菜价格走高，还有可能将部分草场开垦成为农田。
从其他国家已经发生过的经验教训来看，这对于蒙古已非常脆弱的生态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多年治沙的马俊河在采访中结合甘肃本地经验表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河西走廊地区也曾因类似的社会经济逻辑而发生过自发的大规模开荒，随之而来的灌溉需求又造成上下游激烈抢夺水源，最终发展到用水泥修葺河道以防河水下渗，以及大规模超量开采地下水的地步。在甘肃，十几年后这一切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环境后果，但对于蒙古来说，牺牲环境甚至也没有给当地人带来财富，这更进一步制约了未来生态修复的可能。
而总结各国防治荒漠化的实践经验，核心都指向“克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蒙古的一个小规模试点项目以财政补贴形式，帮助牧民在不减少家庭收入的情况下每年主动将牲畜数量减少5%，目前已获得了初步成果。在甘肃民勤，马俊河和他的同伴们找到的治沙办法也是首先放弃水消耗量大的产业，再在节水基础上逐步增加植被覆盖。
只是，无论方法指导还是现实障碍解决，这些先进且艰难的治沙方案都并非仍有近半人口身在贫困线下的蒙古农牧民们自己所能完成，而已有的援助帮扶措施仍远远不够。
直到现在，蒙古国的情况似乎仍在国际视野之外：当CGTN和塔斯社作为北京沙尘暴背景发出的蒙古国沙尘灾害消息被全球媒体广为转载的时候，蒙古国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在自己网站上实时更新的搜救进展页面发布已超过五个小时，截至发稿，阅读量尚不到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