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2日，“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30期年度盛典“2020，这一年”演讲现场，新冠肺炎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卫健委医疗救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带来演讲：《面对新冠疫情，为什么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
大家好，我是童朝晖。今天没有食言，我还是来到了这里，给大家分享抗疫的故事，以及为什么我们中国能这么快打赢这场战争。
2020年7月23日，因临时被派至外地出差，童朝晖教授未能参加“我是科学家”第23期演讲“抗击疫情”。2020这一年，大家过得怎么样？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不同的感受，不管是我们医务人员，还是坚守在家里的人。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经历着这场疫情，在国际社会，全世界的人民也一样经受着这场疫情。
面对这一场新冠疫情，我们中国为什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其实，我们刚到武汉的时候，心里也没底。有人说一个月能搞定，有人说两个月能搞定，现在回看，我们中国是三个月实现清零。目前（2020年12月），欧洲、美国他们第三波疫情也开始起来了，一天有10万、19万、21万这种大规模的暴发，而中国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大家开始正常的生活。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这张照片是2020年1月18号拍摄的。当时我接到国家卫健委的通知，让我1月17号就去武汉。因为当时女儿还在国内，她正好18号要去美国，我就申请了18号去武汉，正好可以送女儿。18号下午，我把女儿送到T3航站楼，自己再去T2。分别时，女儿问我：“爸爸，你到武汉干什么去？”当时，她并不知道我要到武汉干什么去。后来我到武汉以后，女儿才知道我是到武汉抗击疫情。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武汉一待就是100多天。我当时只带了两个礼拜的行李，后来在武汉穿的衣服都是社会捐赠的。这张照片大家当时可能看到过，在网上传得很广。这里面有北京协和医院杜斌教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邱海波教授，还有武汉协和、武汉同济、湖北省人民医院的几位专家，我们一起在病房工作。
其实我们不知道那天是过年，因为当时在武汉，我们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没有周六周日，没有年三十，没有初一，没有十五。见面时，大家经常互相问，今天是礼拜几？我们当时就是这么过来的。每天上午，要进到病房去查看病人，然后下午进行病理讨论，因为大家对这个病例都不是很了解，要总结它的特点，进行讨论，晚上大家还要一起参加行政例会。每天都是很满的节奏。
这是我1月19号写的笔记。
我1月18号下午到了武汉，19号就去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病房。当时我就在我的笔记上写：重症病例多，从管理层面要根据不同的病情分层管理，还要院级领导要高度重视，要分工协作、分工明确。后来我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我就说武大中南还是重视程度更好一些。从技术层面，我觉得治疗原则、治疗理念要改进。因为当时大家都没见过这种突如其来的病毒，也没见过这种重症的病人，所以管理上、技术上都会有一些问题。
这张照片，是在金银潭医院的七层病房。中间是张定宇教授，他是金银潭医院的院长，旁边还有他们的副院长。我们当时就在讨论他们的重症病例，商议这些病人应该怎么处理。
比方说，我们提出来要把重病人集中管理，也就是后来的“四集中”——集中医院、集中资源、集中患者、集中医务人员，将不同层次的病人安置在不同的病区，那些需要上呼吸机的危重病人，就应该让重症危重症的专科医生和护士来管，普通的病人，可以让普通科室的医生来管。
制定救治策略上，也像打仗一样。我们救治策略观念要改变，要积极地关口前移。其实“关口前移”的原意就是，要积极插管，积极救治。因为我们发现当时有一些救治延迟的情况，所以提出了这些建议。“四集中”也好，关口前移也好，积极救治也好，包括我们这种临床诊断问题，都成了后来扭转局势的一些关键举措。
作为临床医生，首先我们是个医生，应该每天深入临床一线去看病人。左边这张照片，大家看到我这个防护穿戴，是不是会有点紧张？看，脖子还露在外头。其实这样就够了。我们现在也一样，戴口罩、勤洗手、在家开窗通风就可以了，甚至在人少的地方，只要通风好都不必戴口罩。右边这张照片，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每天去看病人，不光要和病人去解释病情，还得缓解他们心理上的压力，告诉他们，你这个没有问题，能好。
这张照片是我们专家组在一起看病人，同时也在进行商量讨论，比如这个病人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策略，应该怎样救治，特别是一些病情复杂的病人和危重病人，比如有90多岁插管的病人，当然也有90岁拔管成功出院的病人。所以说，我们要对病情进行密切观察，要细致。作为重症患者的医生，一定要精心重视细节，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因为有时候，你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病情就扭转过来了。这也是我们临床大夫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这是2003年抗击非典时的一张图片。当时，我穿的隔离衣很薄，戴的口罩也是纱布口罩——其实根本就没用，自欺欺人，放在太阳底下全是孔，病毒肯定能过来。我们当时戴两层纱布口罩，里面再放三块纱布，其实也不管用。现在大家都知道，外科口罩都比这好用。但在当时，我们也是这样，在病房里待了三个月。我当时是病房主任，收治了100多例SARS患者，没有1例死亡。
17年前，也就是2003年，我们医务人员在一线战胜了非典；今年，面对武汉疫情，我们作为有经验的老兵，更应该义不容辞去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灾难。说“百年不遇”并不为过，这次的新冠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都是百年不遇的灾难。
很多人问，这次的新冠和2003年SARS有什么区别？包括孙春兰副总理也问过。
她在武汉的时候经常召开专题会，讨论无症状感染者怎么回事，复阳病人怎么回事，抗体怎么回事，这些病跟SARS有什么区别。她都很详细地记录下来，都成专家了。有哪些区别呢？SARS病毒主要攻击肺部，但新冠是攻击人体多器官，包括肺、心脏，甚至脑血管、心血管，还包括凝血纤溶系统。而且，SARS患者中，年轻人居多，而新冠患者以6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居多。
在国际上也是这样的，6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最后往往是多器官功能衰竭，这是SARS和新冠不一样的地方。
在抗击疫情的日子里，我也要感谢家人的支持。在武汉一待100多天，家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的母亲为了方便与我联系，还专门学会了玩微信。我当时没时间给她发信息，她说，你就发一张图片就行。5月底，我从武汉回到北京隔离，6月2号向总书记汇报。
我汇报的时间是8分钟，主要内容就是重症新冠患者的救治，主要从几个方面来汇报，比如全体医务人员的努力，我们有4.3万医务人员，有300多支医疗队；比如公立医院发挥的作用，因为这次救治中，有80%的公立医院在武汉；比如我们工作的内容，怎么开展的工作，等等。
总书记听完汇报后，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治疗这些新冠病人要花多少钱？我说，普通的可能一两万，重症要十万，特殊的可能在四五十万。
总书记说，那要是特别危重的，是不是还不止？我说，那得一百多万。我看他很淡定，说，没事儿，我们掏得起。这句话给了我们信心。第二个问题，是不是不同来源的病毒，导致的病情不一样？这是很专业的问题。我当时已经去了几个地方，的确是这样，不同的来源，比如来自欧洲的和来自美国的病毒可能就不一样。
这张图片，是我自己抗疫的一个时间历程。1月18号到武汉，4月26号武汉清零后，当天晚上就去了哈尔滨。
到哈尔滨后还有一个花絮：凌晨1点，我和杜斌教授还有邱海波教授到了哈尔滨西站，然后就被那些警察拦住了。警察说，不行，你们要隔离。我说，那就隔吧，给我们隔俩礼拜，哈尔滨疫情就过去了，我还可以休息休息。后来省卫健委副主任去接我们都没有接出来，可见我国的防控还是很严的。后来协调了一个小时，我们才出站。5月13号，又到了吉林，主要是因为舒兰的一些病例。
5月19号又回到武汉，因为当时有一些无症状患者、重症病人和康复病人要去看。5月24号回到北京，准备向总书记汇报工作。6月2日总书记接见，第二天6月3号又回到了武汉。6月17号，因为北京新发地疫情，蔡奇书记亲自点名，要把我点回来，于是当天晚上我就回到北京，之后就在北京地坛医院开展工作。后来地坛医院清零，而且做到了零死亡。7月23号，我又去了青岛，在青岛待了三周回来。
十一以后又去了青岛，因为青岛10月份出现了一例院感。
武汉抗疫胜利后，我们以为可以回家休息了，结果并没有；而且，那的确也不是抗疫的终点。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常态化的防控，大家认为，以后应该不会像欧美或者之前武汉那样出现大规模的疫情了，可能不同的地区或局部还是会有散发病例，这在所难免。但我相信，我们国家现在的防控经验和方法还是非常好的。
虽然当时我们在武汉时觉得还挺慢的，但我想总结的是：为什么我们能战胜这次疫情，而且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中央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我们之所以这么快取得成功，一个是，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再一个，中央指导组亲临武汉一线，靠前指挥；然后全国4.3万医务人员，390支医疗队驰援武汉，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且还要感谢湖北和武汉自己的11万医务人员，其实他们才是主力军；再就是我们全民响应，众志成城，包括防控我们也做得非常好，特别是武汉76天封城期间，老百姓在家里的坚守，一样是为抗疫作出贡献，这在国外也很难做到。
这两张照片是我大学二年级在武汉大学拍摄的。其实我是湖北人，也是武汉大学毕业的。今年4月份时，我们还申请能不能到武大看樱花，结果防控很严，没让我们去。后来武大书记见到我时还说非常后悔，说当时应该请我们来。我想，明年4月份，我们“重症八仙”再到武汉，到武汉大学去看樱花。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