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面部识别技术，究竟“恐怖”在哪里？今年3·15晚会曝光的第一个案例，是“直击人脸识别，谁在‘偷’我的脸？”在这组新闻中，多个商家被曝光了一系列未经顾客授权的行为，包括利用监控设备采集人脸信息、识别顾客身份、储存信息等。比如，上海一间科勒卫浴门店的摄像头看上去不起眼，但央视记者从科勒中国的一位零售销售主任口中了解到，门店安装的摄像头有人脸识别功能。
记者还访问了为科勒提供摄像头的科技公司万店掌。工作人员透露，国内上千家科勒门店，都安装了他们的摄像头。一旦有人走进店铺，面部信息就会被收集。报出进店时间后，记者得到了自己的三张大头照，抓拍角度不同，但系统生成的ID都一样。只要顾客在一间科勒门店出现一次，今后再去到任何一间门店，光顾次数也会被系统记录下来。
万店掌工作人员说，面对不戴口罩的人脸，系统的识别准确率大约有95%，戴上口罩的人也有80%-85%的概率被准确识别。除此之外，公司为商家提供的“人脸互动营销解决方案”，还能通过照片分析人的性别、年龄、甚至被抓拍时的心情。提供人脸识别摄像头的公司远不止这一家，他们的客户覆盖也十分广泛，宝马等车厂的4s店，MaxMara等服装店，甚至超市，都会有类似的摄像头分布。
重要的是，所有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都在顾客不知情的前提下展开。不过，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信息，也属于个人敏感信息，收集个人信息时应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而在央视记者的走访过程中，没有一个商家明确告知顾客面部信息会被收集，征求意见更无从谈起。多家店铺都可能涉及违规收集。
我们不得不担心更多的问题：连同面部信息一起，其他个人信息数据存储在哪里，它们是否被用来盈利、是否有泄露的风险？哪个环节需要我们特别警惕？我们是否会在遍布四周的监控技术里被“温水煮青蛙”、习惯了它的存在，还是真的有某一个不能碰的人性和隐私底线？“顺畅”刷脸的隐忧其实，如果单论技术本身，面部识别技术已经发展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其技术原理也并没有很复杂。
和其它的图像识别一样，它的原理是提取图像中的特征，然后判定这个特征是否与数据库中的特征符合、有多少概率是同一张脸。最近几年，因为机器学习的快速发展，机器对于面部特征的提取和识别能力，亦有了飞速进展。这其实和真正的“人工智能”还差得很远。但因为它的应用实在太广，嵌进了无数的使用场景中，而应用过程又十分地顺畅，给人一种“智能”的错觉。“顺畅”，是面部识别技术的一大特征。
在推崇这个技术的人眼里，它最大程度地模仿了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即用“看”即可。毕竟，用眼睛识别一个人的脸，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功能。你拿起你的iPhone，就会自动解锁；走进家门，门会自动打开；进入学校和办公室等需要安保的场所，不用停下查证件……但这种顺畅的交互，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没有交互”。一切都无缝地、在无声无息之间发生。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并不能以知情的方式，给出我的同意。
我用我的指纹必须按在门锁上，这个“按”的动作，亦是我在与机器“对话”——我现在需要开门了。而我只是在摄像头面前“出现”，我的脸就已经给出了所有的信号，不管我想不想。这也是为什么人脸识别技术可以非常“隐蔽”。它是一个不需要给出“知情同意”就可以应用的技术。它出现了，它应用了，但你不知道。而知情同意的缺失，也让隐私泄露变得极其容易。到底有多少摄像头在我身边，跟踪我、记录我？
我是不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我的脸？这些问题，想起来略微有一些可怕。如何用脸“重建”一个你？但更进一层的恐惧，来自于面部识别背后的运转逻辑——它是如何处理、如何匹配、如何运用面部信息的。我们人有许多可供识别的生物特征，包括指纹、虹膜、面部特征，乃至基因等等，都有潜在的数据化的可能。
它们可以被记录，可以被复制，可以被传播，可以散见在互联网各处——公安系统里有我们的指纹，微信里录下了我们的声音，而我们上传到社交网络的照片上都有我们的脸。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技术社会学教授凯莉·盖茨（Kelly Gates）将其称为“去身化的身份”（disembodied identity）。我们的身份已然“离开了”我们身体，我们甚至不再对其有掌控。
但是，面部识别技术的关键在于，这些独一无二的生物信息数据，怎么和更多的技术、更大的数据库、更广的系统中的各式各样的关于我们的碎片拼起来，凑成一个完整的“自己”。将一个人的面部特征作为加密信息、打开我的手机“刷脸”，和将一个人的脸解码成为“我的身份”，在更大的系统里流转（和公安系统匹配的监控），虽然都是“刷脸”，但却是截然不同的刷法。
如果你的脸只是用来打开你家的门，那么你的脸除了重建出“你是这个家的主人”之外，并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但当这个数据从你的小世界来到了“云端”，与更大的数据库相交、互相印证，那么你自己的身份，也就更加无所遁形——你是谁，你家在哪里，你大概处于社会中什么样的地位，你昨天网购的东西，你的“健康码”、你的身份证号……即使证件号码等重要信息泄露可能性小，但只要有足够多的其它数据，“重建”一个你，并不会太困难。
我们和深渊之间，并没有多少坚实的保护。利益让技术跑得越来越快纽约长岛大学的技术伦理学家安东·阿尔特曼（Anton Alterman）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生物信息识别的隐私风险，主要存在于几个方面：1）一个技术是否能准确识别出一个特定个人的真实社会身份；2）信息是否只留存于本地、还是在更广的网络中流动、使用；3）使用一个技术是否需要用户的协作；4）技术开发者是否有保护隐私的动力。
当下的面部识别技术，正挑战着全部四个方面。面部数据可以准确识别个人；数据互通带来滥用的危险；使用的时候，甚至无需知情同意。而最后一点可能是解题的关键——保护数据隐私的动力从何而来？它们能对各方带来什么好处？而谁又从中获利？谁在其中有发言权？在那场人工智能大会上，我着实领会到了生产端的动力，以及客户的购买力。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得到了大量的投资，而投资者需要看到技术投入应用、看到回报。
于是，面部识别技术被包装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打包出售给商业客户。是他们最有能力购买这些技术作为“解决方案”，而这种购买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面部识别技术的研发走向。一个有面部识别解锁功能的手机，或者能刷脸开门的智能门锁，对我们普通用户的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大。毕竟，指纹也能解锁，密码也能开门，不“云端”“智能”也无妨。
但对于公共场所的经营者以及各级管理部门而言，全面而有效的监控，身份的精准识别，乃至收集、使用数据以获益，带来的好处十分巨大，比“保护隐私”更加重要。强大的推动力，让技术开发越走越远，且越来越向经营者、管理者、客户，而不是实际用户倾斜。在面部识别这个技术的很多应用场景里，用户发出的声音是有限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力的。我们有选择“不使用”的权力吗？我们的意愿能够得到重视吗？
我们是否能够判断，一个技术运用在什么地方是合适的、在什么地方是过度的？理想的市场场景里，我们可以用脚投票；而当下的市场，资本的强大加上信息的不透明，让用户处于无权、无声的劣势。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像福柯笔下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监控无处不在，能看到所有人、识别所有人，而被观看者甚至无法得知监控在哪里、从何而来。一个良性发展的技术，不应该是这样。
技术的“潜台词”技术一旦投入社会，就不再仅仅是“工具”了。一个技术的使用，数据与数据构建的身份，为人与人、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也为这些“数据”赋予了社会含义。在购房处被“识别”，意味着我们和售楼处的关系，变成了“奸商”和待宰的购房客之间的关系；在公司的楼道里，因为多蹲了10分钟厕所而被“识别”，意味着我们和公司的关系，变成了资本家和必须要被压榨出每一分钟劳动力的打工人的关系。
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必须是这样的吗？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在商业交易中，双方应该是站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协商交易的关系；在雇佣劳动中，双方应该是相互信任、付出劳动并得到回报的关系。面部识别和监控技术的滥用，扭曲了这种关系，将公平与信任踩在脚下。
隐私是人格尊严的一部分——它代表着一个人有能力且有权利支配自己的空间，不受他人的干扰；也意味着对隐私的保护，能够最大程度地尊重人的自由和创造性，而不是把人看作一个随时需要监控、需要操纵的螺丝钉。不管技术如何发展，我们的底线是，一个安全、方便的社会，不应该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所以，技术背后的“潜台词”，可能比技术本身更加重要。
追问技术存在的理由，追问技术与人的关系，是让一个技术变得不再“可怕”的第一步。比如，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机场、火车站等地，我们实际上是让渡自己一部分的隐私，去换取方便、安全；这用别的方式或许很难达到、不够经济；或许能够阻止巨大的灾难——911事件发生时，监控录像实际上已经拍到了恐怖分子的脸，但并没有识别出来。但在小区、在学校、在火锅店，每个场景都是不同的，都有着自己的“潜台词”——为什么要用它？
数据的作用是什么？数据存储在哪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有没有别的方法？这对被监控、被识别的人的好处在哪里？是否知情、是否予以了同意？这些都是在技术被应用之前，需要提出的问题。希望我们将来的社会，还能让我们坦然“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