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满怀忧虑地宣布新冠肺炎“已具有大流行特征”。转眼间，大流行已经持续一年。
一年间，人们经历过焦虑、悲痛与义愤，等来了解封、复工和疫苗，又遭逢病毒变种的肆虐和疫情的反弹。如今，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早已超过一亿，死亡案例超过250万人。每过一天，就多出数十万人被新冠病毒感染。即便多国已经马不停蹄地开展疫苗接种工作，不明朗的前景依然使人忧心：这经年累月的疫情，什么时候才能收尾？
关于这个问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给出过明确的看法：“我们越团结，拯救的生命就越多，也就能越快结束这次大流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表达更加坚决：“当今世界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战胜这个病毒：同心协力。”在这些国际组织的领导者眼中，结束新冠的方式是毫不含糊的——唯有同心协力。但显然，这种信念并不被所有人认同。
从全球范围的乱象看，分裂和对立的阴霾似乎盖过了团结的光。“尽管无数闪亮的抗疫巧思在各个大陆涌现，我们却未能团结起来、共同织就人类安全的保护网。”在最近一份复盘新冠抗疫表现的报告中，世卫组织旗下的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这样批评道。
为什么会这样？在大流行无可避免地走向下一个年头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再回头看一眼：在与新冠同在的这一年多里，人们为携手抗疫做出过怎样的努力，又是怎样错失机会，让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走向失控的。
危机来临，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在未来几十年里杀死过千万人，那它最可能是一种有着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非战争。
”2015年，比尔·盖茨在一次TED大会上发出警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对下一场大流行疫情的发生。”不足五年后，新冠肺炎来了。而防范它变为国际灾难的能力，却还没有达到预期。201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等三家机构评估了各国预防和应对流行和大流行性疾病的能力，结论是，全球195个国家“没有一个能完全防范疫情或大流行，每个国家都有需要解决的重要差距”。
偏偏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遭遇的对手类型还是他们最不愿意遭遇的那一类。在最早通报此病的中国，人们更习惯用“新冠”称呼眼前的传染病。这个“新”字，正点出这个疾病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从未见过的病原体，不确定的毒力、传染性、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尚不明确的干预有效性……面对这样的对手，人们不得不一边先以经验应急，一边设法获取关于它的知识。
医护人员首当其冲顶在了抗疫一线，为了维持卫生服务系统在疫情下的运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据国际护士理事会的估计，全球在与新冠抗争中丧生的医护人员可能已经超过两万人。而在医护人员努力招呼新冠病例的同时，尽快了解新冠病毒的重任落在了科研人员身上。他们的表现好坏，关乎着人类能不能在危机中抢到反击的先手。
令人安心的是，在这紧要关头，许多科学家选择了分享和合作。
2020年1月3日，武汉通报多例病毒性肺炎病例后的第三天，复旦大学的病毒学家张永振收到了武汉病例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样本。40个小时之内，他的团队组装好了致病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信息，并随即把它上传到了序列数据库基因银行。到1月11日，张永振又授权合作伙伴、悉尼大学教授爱德华·霍尔姆斯（Edward Holmes）将序列文件公布到了病毒学论坛virological.org。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随即开始了对新冠的研究。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结构生物学家丹尼尔·拉普（Daniel Wrapp）拿到序列后在实验室度过了周末，开始攻坚新冠病毒表面的蛋白结构。他们团队的工作随后成为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Moderna）开发新冠疫苗的基础。
在欧洲，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的团队快速借助这些序列发表了针对新冠病毒的诊断测试方法。而本来行将退休的生物化学家罗尔夫·希尔根菲尔德（Rolf Hilgenfeld），则因为被共享的序列信息重新回到实验桌前，试图寻找新冠病毒的抑制剂。
新冠信息的快速共享，为科学家们尽快理解这种疾病、思考抗疫对策争取到了机会。不到三个月，科学界便基本厘清了新冠感染的常见症状、确认了其人际传染的证据、鉴别了新冠的死亡风险因素，也注意到了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以及新冠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的可能。这些结果直接影响了许多地区后续的疫情防控安排。
这些关乎人命的重要认识，许多都来自不同科研团队的合作。从2020年1月12日到5月9日，全球共发表了3401篇关于新冠的研究论文，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涉及国际合作。而在疫情爆发前五年间发表的论文里，有国际合作的论文还不足四分之一。在那些多国合著的文章里，中国和美国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最为突出——尽管在过去一年里，这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上摩擦不断。
跨学科的合作也在疫情中增加。虽然以往的调查结果提示一项研究跨学科的程度越高，研究者申请到资金支持的难度也就越大，但在疫情下，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研究者还是选择加强合作。微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携手分析人体被新冠感染后的反应；计算机科学家与气候科学家利用模型模拟温度等环境变化对新冠传播的影响；物理学家和材料化学家与企业合作，优化个人防护用品的结构和功能。
数据共享与团队合作，最终催生了大量有关新冠的科学产出。据研究信息数据库Dimensions估算，截至2021年3月7日，全球196个国家的研究者已经发表了超过27万篇关于新冠的期刊论文，内容涵盖新冠的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一个研究主题在短时间内凝聚起这么多个国家、这么多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
当然也有人在竞争，法国传染病学家亚兹丹·亚兹丹帕纳赫（Yazdan Yazdanpanah）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评论说，“可当务之急是为所有人想出解决方案。而要实现这点，得靠合作。”
然而，信息的共享和合作的善意并不能保证所有关于新冠的科研结果都是准确的。说到底，科学研究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各样的偏倚。在同一问题上，不同的预设、不同的研究设计、不同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式，以及不同的推理过程，都可能将研究者导向截然不同的结论。
理想状况下，科学家们对事物认识的加深并不依赖单个研究的推断，而是依靠对新证据的持续审视。在这个逐渐削减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反复的出错、挑错和纠错是不可避免的。可在新冠大流行的背景下，科学的这种性质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引起或加剧了人们的困惑、分裂乃至混乱。
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以科学家的方式对待风险与不确定性——他们从不需要那样。寻常时节，人们凭借常识和直觉就足以应付大部分日常问题。可当新冠肆虐，人们出于对自身及亲友安危的关切而不得不把科学拎到眼前细瞧时，他们往往会发现印象中的科学和现实中的科学存在巨大的落差。
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当中，惴惴不安的人们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得到解答。戴口罩有没有用？洗手有没有用？封城有没有用？这个或者那个药有没有用？无症状感染者会不会传染人？疫苗能不能减少传播？我们所期待的答案——从我们提问的方式就可以看出来——是确切的、非此即彼的。有用或者没用，会或者不会，简单明了。
但科学甚少能在问题被提出时就提供这样板上钉钉的答案。形成可靠的科学共识需要时间，在新冠这样刚出现的课题上尤其如此。在疫情刚出现时，人们一度以为新冠主要通过触摸被病毒污染的表面传播，但其实接触新冠患者的呼吸道飞沫才是新冠最常见的传播途径。再后来，研究者才发现在通风不足的密闭空间里，新冠病毒还可能通过尺寸很小的液滴在空气中传播更远的距离。
口罩对控制疫情的作用也引起过争论。起初，一些流行病学家和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若干卫生机构，都认为支持普通人佩戴口罩有利于新冠防疫的证据并不充足，因而不建议民众广泛佩戴口罩。直到关于口罩阻截病毒传播的证据自去年4月开始陆续积累，这些机构才陆续修改防护推荐。
学生复学的话题也是如此。因为疫情，全球165个国家的超过15亿学生被迫停课失学。在中低收入国家，许多学生家庭并未联网，无法通过在线课程继续上课。而在重新开放学校对疫情有无影响的问题上，研究者们也同样众说纷纭。
在科学界内部，诸如此类的分歧、争论和改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对外部那些因为疫情才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科学运作过程的公众来说，这些现象却令人困惑，他们不知道科学家们是否值得信赖。
这个时候带领公众改变既有的风险认知和思维方式或许能更好地促成团结。可遗憾的是，甚少会有科学家主动向公众解释这些分歧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在科学共识没有形成的时候就下结论是危险的。
“别的人”替代专家，价值取代证据。“人们渴望答案，而如果专家共同体不提供它们，就会有别的人替他们提供。”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研究风险认知的教授巴鲁克·费斯科霍夫（Baruch Fischhoff）在去年6月告诫道。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疫情下，对各个新冠议题发表意见的“别的人”不在少数。人们不断地从各处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刷新关于新冠的消息，但随着发声的人、组织和机构越来越多，从有误导性的噪音中分辨出可靠的信号也变得越发困难而且耗时。
和一个审慎的科学家会给出的严谨、留有余地的观点相比，那些言之凿凿又极富争议性的观点或发现，往往更容易吸引到一般人的注意力，也因此更可能受到媒体的报道或社交平台的分享。
疫情期间，为了快一点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分享给同行，许多研究人员在投稿前将自己的结果以未经同行评议的“预印本”形式直接发布在网上。尽管这些预印本没有经过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评审，无法保证内容质量，但不少媒体还是会经常引用预印本结果。相比于标明所引内容来自预印本，他们更常只用“研究”来指代这些内容。
让信息变得更加混乱的，还有各种跨界发言的“伪权威”人士。
他们通常在某个领域有专业背景或名声，却跨界到自己不具备专业知识的领域发表论断，这样的人有个称谓叫“知识侵越者”（epistemic trespassers）。在新冠议题上，知识侵越者比比皆是。美国神经放射学教授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Atlas）就是臭名昭著的一例。尽管没有任何传染病学或流行病学背景，阿特拉斯却在多个场合声称让低风险人群感染新冠是件好事，有利于达到“群体免疫”。
而在以色列，数学家艾萨克·本-伊斯雷尔（Isaac Ben-Israel）则在2020年4月断言，封锁政策纯属群体癔症，无论政府采不采取抗疫措施，新冠疫情都会在70天后趋于消失。面对触目惊心的新冠数据，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和那些与相关领域内专家切实合作的跨界学者不同，知识侵越者们常常只是发表观点，而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而虽然他们发表意见时更加容易犯专业错误，但也往往表现得比真正的专家更加自信，显得更加像“权威”。
面对五花八门的新冠信息，人们更容易选择相信那些与自己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相符的观点，将它们作为理解现实的“证据”。而一旦价值取代证据成为决策的优先考虑因素，费劲的理性思维让位于简单的启发式判断，有关新冠的种种事实里那些本该被审慎对待的微妙差别，就渐渐被失焦成了非黑即白的色块。分裂与对立，由此而起。
另一方面，团结所有人齐心抗疫的愿望，似乎也在愈发激烈的政治对立中变得希望渺茫。“我们如何对抗新冠这件事，主要是政治，而非科学。”挪威斯塔万格大学的风险管理学教授泰耶·阿文（Terje Aven）指出。
疫情下，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大致可以归入三个类型：是否到了该行动的时候；现有的行动里什么行动最合适；有没有采取其他行动的可能。
在对的时间没有展开足够的行动，或者合理的行动没有及时发生，都可能导致事倍功半。在这些决策中，科学可以提供参考思路，却无法指定一个“正确答案”。无论是考虑是否要鼓励或强制佩戴口罩、是否要实行或解除封锁，如何调配医疗资源，如何安排新冠检测，还是如何制定社交距离——在太多具体问题上，政策的制定等不到相关科学证据积累到完美的时刻。
最终，政治领袖们的决定将取决于他们最看重的价值，科学既可能被政治领袖们的决定将取决于他们最看重的价值，科学既可能被他们高度重视，也可能被极端轻视。
最早发现疫情的中国选择了及早实施全面、严格、彻底的防控措施，以社会和经济代价换取了对疫情的控制。韩国、乌拉圭等国家则采取了相对宽松的封锁政策，将资源侧重到快速、大规模的检测和活跃病例的追踪、隔离之中，也取得了较好的防控效果。
后续的建模分析研究提示，组合多种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带来的防疫效果最强，也最为迅速。相反，领导人带头攻击专家学者、鼓励人们无视社交距离的巴西，则在疫情中付出了沉重的人命代价。而本被视为防范水平最高的美国，也因为抗疫不力成为了新冠确诊和死亡案例最多的国家，超过52万人死于新冠，近2900万人确诊。多年以后，当人们站在全球共同体的角度审视新冠，他们必定无法忽略发生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的悲剧。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将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和应对高度政治化是美国抗疫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民主党支持者（85%）远比共和党支持者（46%）更容易认同新冠的健康威胁。在这样的认知差异下，前者也比后者更愿意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有时两者的比例相差之大，让调查者觉得他们仿佛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现实当中。
甚至连一颗问世多年的小药丸，都能被投射上政治意义。除了研发新药，人们也试图“老药新用”，用现有药物治疗新冠。
这其中，一种名叫羟氯喹的抗疟疾药因为对其他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兴趣。2020年3月16日，美国企业家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在社交网站推特上推送了一条链接，称“或许值得考虑用氯喹治疗新冠”。这条链接指向一份由一名美国律师和一名区块链投资者编写的谷歌文档。3月19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称羟氯喹将为治疗新冠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随后几个月，特朗普多次在白宫记者会上宣传羟氯喹的神奇功效。尽管美国总统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明确表示没有可靠的研究证据支持羟氯喹对新冠的疗效，但在特朗普的持续推销下，这种便宜易得的“平民神药”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3月2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没有临床试验证据支持的情况下通过了羟氯喹的紧急使用。
5月22日，一项声称基于六大洲、96000多名新冠病人的注册表分析发表在《柳叶刀》上。声称羟氯喹对新冠无效，还具有心脏毒性。但科学家们很快发现这项研究的原始数据准确性存疑。遭到多次质疑之后，这篇论文很快被撤稿。这样一来，羟氯喹追捧者更笃信羟氯喹有效，并认为这篇论文发出来是为了打压这个药物。和反对封锁、不戴口罩一样，力挺羟氯喹成为了一种表达政治立场的方式。
随后，英国大型随机对照试验“康复”（RECOVERY）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国际临床试验“团结”（Solidarity）的结果一致表明，羟氯喹不能给新冠住院患者带来临床收益。但羟氯喹的吹捧者将这些结果形容为别人精心谋划的抹黑。在羟氯喹这个故事里，知识侵越者言之凿凿的宣传、科学在自我修正过程中表现出的反复，以及蓄意的将中性事物政治化的操作，都在一步步加剧着一群人的认知失调。
最终，他们和他们眼中的“别人”，对现实的共同认知将越来越少。
有人或许很容易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的确很可怕，但只是他们这样呀，我们不就好好的。他们处理得不行活该，我们行就可以了。可这样独善其身的自发想法，正是人类走向团结最大的障碍。新冠下如此，下一场大流行下如此，气候变化下也如此。
“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所幸，在纷乱的信息环境和紧张的政治气氛下，科学合作还是不负众望，在2020年的年末给人们带来了多个新冠疫苗。《科学》杂志毫不令人意外地将其评为2020年的年度突破，而随着疫苗接种工作在多个国家展开，它也终将成为与每个人有着最“切身”关系的科学突破。新冠疫苗无法在一夜之间终结大流行。
一方面，“疫苗民族主义”思维依然威胁着新冠疫苗在世界各国的公平分配与推广，各国反疫苗运动和阴谋论者对接种覆盖度的影响也尚未可知。另一方面，关于疫苗的许多科学问题也还有待阐明。不同的疫苗对在流行的新冠病毒变种效果如何？除了减少疾病，它们能不能也减少新冠的传播？疫苗带来的免疫力能够持续多久？按丘吉尔的话说：“现在并不是结束，结束甚至还没有开始。但是现在可能是序幕的结束。”下一幕会是什么样子？
这或许将取决于，在经历过去一年因新冠而生的团结与分裂、合作与争端之后，人们摒弃了什么，又学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