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围绕“学术界内研究人员在学术生产力方面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的研究持续不断。一些分析指出，受育儿、家务劳动等因素影响，女性研究人员的学术生产力会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这种性别差异更为明显。诸如此类的说法很多，但如何建立为人父母对自身学术生产力的影响一直是个难题，因为相关研究往往缺乏关于研究人员的职业年龄、纵向生产力、生育时间或改变社会规范等详细信息的数据，无法对其进行明确的评估。
为此，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大规模调查，通过对已为人父母的教师所发表的论文数据和他们所在院校的育儿休假政策等数据，量化了高校早期职业教师在养育小孩儿前后的学术生产力差距。该研究表明，尽管在提供家庭医疗休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男性在养育子女方面也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学术界的女性在有了孩子之后，学术生产力仍然会下降20%左右，而男性则普遍没有这种情况。
相关研究以“The unequal impact of parenthood in academia”为题，在线发表在科学期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该研究显示，男性往往会比女性发表更多的研究论文，关键在于长久以来父母在育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差异。由于发表论文与晋升密切相关，这种差距可能会对女性未来在学术界内的发展产生长期影响。
研究人员还发现，尽管育儿假对于寻求教师职位的女性至关重要，但43%的院校没有这种政策。该研究的作者之一、计算机科学系的博士候选人Allison Morgan说：“父母身份的性别差异仍在推动女性生产率的下降，尽管休假政策对于女性择业非常重要，但休假政策要么缺失，要么让人难以受用。
”这项研究发表之际正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阶段，这一时期美国各地女性受疫情影响，居家办公期间育儿责任加重，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减少，也有因此而辞去工作的情况。研究表明，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到女性的职业生涯。生孩子后，女性教师论文发表量比预期下降20%。
研究人员在2017年到2018年期间，调查了美国和加拿大450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历史和商业系的3064名获得博士学位的终身教职人员，收集了有关他们的职业年龄、生育时间和研究预期的详细信息，并对他们的论文发表量和所在院校的休假政策进行了数据分析。在被调查的40岁以上教职工中，绝大多数都有孩子，且女性占比相对低一些。调查发现，男性和女性教职工平均都在33岁时成为父母，而且晚育趋势也在缓慢增长。
研究人员考察了每位教授的论文发表历史，并计算了他们在开始担任第一个助理教授职位前5年和后10年的累计学术生产率。研究发现，没有孩子的女性发表的论文量平均比没有孩子的男性多87.6%到95.6%。自2000年以来，有了孩子的男性和女性研究人员的这种学术生产率差距虽有所缩小，但这种差距仍然存在。此外，在早期职业生涯中，生过孩子的女性教师发表的论文量约为已为人父的教师的73.6%-82.9%。
这种较大的生产力差距意味着，与父母身份相关的性别差异对教职工的生产率有很大的影响。数据分析发现，在养育孩子之前，男性和女性的年学术生产力是相似的。但有了孩子后，与没有孩子的教职工相比，女性的短期生产率急剧下降，除了历史系以外，男性的短期生产率一般不会下降。女性在生孩子后的几年内，发表的论文比她们预期的量减少了20％。虽然结果喜忧参半，但男性在成为父亲后似乎没有出现类似的下降。这种差距可能很难弥补。
例如，对于计算机科学系的教师，在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十年中，母亲比父亲平均少发表17.6篇论文，这个差距量大约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该研究的作者之一、CU Boulder生物前沿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副教授Aaron Clauset说：“作为一名学者，生了孩子之后的生活会变得结构化，围绕着为孩子们寻找托儿所，这种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男女学术生产力差距正在缩小。
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母亲往往会比父亲投入更大的精力，甚至是因此放弃职业生涯，产假政策的实施减轻了这一影响。越来越多的院校提供了不分性别的家庭休假政策，这对女性特别有帮助，因为与男性相比，她们更有可能与另一位教职工结婚。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休育儿假的比例却存在很大差异，在符合休假条件的父母中，91.8%的女性休过育儿假，但男性的比例只占62.1%。
休过育儿假且已是三个孩子父亲的Clauset说：“任何能够吸引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的政策都有可能缩小这种性别生产力的差距。”研究人员还发现，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养育子女的工作中，在2000年之前，有资格休育儿假的男性中，只有39％的人休了育儿假。如今，超过2/3的人都休了。尽管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明显增加，但他们的总体生产率并没有下降。
同时，女性的学术生产率也有所提高，这缩小了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学术生产率差距。该研究的作者之一、圣菲研究所教授Mirta Galesic说：“这项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生产力的差距绝大部分是由为人父母的职责差异所造成的，由于自然和社会原因，女性在养育孩子方面承担的责任比男性大得多。但这也表明，随着母亲们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这种对新生儿父母的影响正在缩小。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在所研究的三个领域，父母身份似乎对母亲的生产力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但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了解为什么已生育女性在各个领域中所受冲击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以及父母身份是否会以更细微的方式影响男性的学术职业。
此外，由于高等教育往往在人们工作的地点和时间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就父母身份对生产率的影响而言，其他行业可能存在更大的性别差距。Galesic表示：“我希望这项研究有助于强调通过不分性别的父母政策、灵活的工作安排以及可获得和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增加对学术界父母的支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