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伦敦的圣玛丽医院，有一个小博物馆。这里曾经是亚历山大·弗莱明的实验室，也是‘一颗青霉菌孢子飘进培养皿’这个为人熟知的传奇故事发生的地方。实验室中展出的东西包括了一整套实验设备，生化学家恩斯特·柴恩和药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曾经使用过的陶制培养皿，以及一块密封起来的弗莱明的青霉。
弗莱明1928年偶然发现青霉菌的杀菌作用之后，并没有进一步研究青霉素。直到十年后，柴恩、弗洛里和生化学家希特利重拾这项研究，他们将青霉素带到美国，研究提高产量的方法。在二战的炮火已经在欧洲大陆扩散开来的1940年，弗洛里和希特利恐怕是出于无奈，虽然人体实验初见成效，但是进一步的实验需要更大量的青霉素。
于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和斡旋下，两人于1941年6月27日带着青霉菌株飞往美国，还希望能带一些青霉素回英国，以便进行进一步的人体实验。在基金会的介绍下，弗洛里和希特利联系到了美国政府。经过几次商谈，希特利将青霉菌带去了农业部的北方区域研究实验室，一边培养青霉菌一边研究如何增大产量。
生产方法则是由辉瑞的团队进行了革新。辉瑞公司以发酵法生产柠檬酸起家，深罐发酵技术成熟，其要点在于发酵过程中需要不断向发酵罐中打入灭菌空气。他们还下了很大成本购买了一座带有冷藏设备的制冰工厂，将其改装成青霉素工厂。当时主要业务还是给可口可乐做柠檬酸的小厂辉瑞，在青霉素上的‘赌博’获得了回报——辉瑞公司成为了二战结束之前生产青霉素最多的药厂，也随之成为了大药厂。
只不过美国的菌种似乎有些水土不服，最后试制时使用的是中国本土的菌种22号青霉菌（据部分回忆录和会议记录的说法，来源于发霉的皮鞋）。之所以中国没能在二战前达到工业规模的生产，主要仍然是条件和资金所限。例如，美国所使用的深罐发酵法需要打入大量无菌空气，而中国尝试的时候因为打入空气不足而失败。
如今，在新冠仍旧肆虐的时期看这段历史，让人不禁产生了一种别样的熟悉感。科研领域和国际药厂合作，大规模生产出治病神药，这不是和现在的新冠疫苗一样么？无论他们在做出决策时有多少私心多少公心，客观上的结果是，在短短的两年内成功量产了青霉素，并拯救了无数战场上士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