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骑手困于系统、互联网员工猝死、AI用于监视员工的当下，曾经被视作新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动力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开始显露出双刃剑的另一面。
如何解读这种社会现状？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星认为，以平台经济为突出特征的中国互联网经济，确实改变了资本积累方式。数据成为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但数据产生的利益分配尚不明晰，在现实中则呈现为对资本力量的强化。
同时，去组织化的内在属性，是平台经济模式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组织基础。模糊的组织边界进而改变了劳资关系，外卖员、快递员等平台劳动者很难找到明确的雇佣责任主体，劳动者更加“原子化”。王星指出，原子化会降低劳动者对于资本的谈判能力。
“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中，流水线对劳动的异化，除了技能的退化，另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劳工原子化。”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社会到来，知识生产不再是一件某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而成了数据化、信息化的新型劳动。互联网企业中“码农”等传统白领职业群体和平台劳动者一道，成为了劳工社会学学者所说的“新劳工群体”。
工作创造性成分降低之外，高企的劳动强度，让“打工人”亦成了白领职业群体的自嘲之词。在王星的观察中，这是全社会、全行业普遍存在的，甚至一直以来都被歌颂的“奋斗者文化”。但这种文化却带来了如何界定企业、劳动者和社会组织行动边界的问题。
如何保护包括新劳工群体在内的中国劳动者权利？《知识分子》和王星，就新劳工群体的产生，互联网经济下劳动的异化，以及从劳工社会学视角来看，劳动者保护的路径何在等话题，做了一次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