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一部国产“抗疫大剧”，曾吸引无数的关注，其中一个片段甚至引起了巨大争议。剧中一群男性医护人员争相报名去支援武汉，而领导冷不丁来了一句：“都是男同志，也出个女同志啊”。而剧集所演绎的女性医护人员，囿于家庭职责甚至“软弱本性”，在支援前线时犹豫不决。这段剧情原本是为了“衬托”其中一位女性挺身而出的“无畏”，但却遭到了网友的讨伐——这段对于抗疫人员的描写，严重偏离了事实。
实际上，在支援武汉这件事上，女性医护人员占据了半壁江山甚至更多，护士绝大多数都是女性。而在疫情时期奔波在各种前线的护理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保障民生的普通工人等等，也有着无数女性。但抗疫的功劳簿上，却是各类男性主治医生、领导占据了多数。毫无疑问，包括那部抗疫剧的编剧在内，不少人都对女性工作者有着或多或少的偏见，很多时候可能是无意识的。
女性基础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essential worker，受到的关注和社会承认确实是偏少的。尽管她们在整个社会的抗疫工作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却面临着相当多的困境。她们贡献多，回报低。各地“封城”时期，还在一如既往工作的人们，都处在社会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岗位上。
有医护人员、物流工作者、基础设施维护者、护工、清洁工，以及最常见的超市收银员等等……这些人虽然在失业潮的冲击下仍有工作可做、有工资可拿，但所面临的感染风险要比其他工作高出很多。一个超市收银员，一天要与成百上千名顾客打交道，即使做好了相应的防护，也有着被感染的风险。在这些不可或缺的基础岗位上，超过半数的人都是女性。在美国，社工中的女性占了78%，而医疗服务人员中有77%是女性。
民生用品的零售中，女性从业人数也超过了50%，超市收银员和快餐厅服务员中女性也占了超过2/3。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基础工作者的统计数据，所有职业女性中，有1/3的女性在从事所谓的“基础工作”。大部分的基础工作之所以基础，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们是最前线的、最贴近基层的，是人力堆积起来的。这些岗位的一大特征就是贡献大、回报低，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
虽然在社会运转中不可或缺，但是这些基础工作很多是以时薪计算收入，薪酬十分微薄。在美国，有接近600万医务工作者的年薪低于3万美元（相比而言，医生的年薪平均为23万7千美元）。这其中，有83%是女性，大部分是护士以及医院后勤人员。同样的，由于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个人护工和家庭健康工作者的从业人员数量也在近些年增加，10个从业者中有8个是女性，但他们的收入也仅比最低工资高一点点。
在疫情期间，这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风险、低收入”职业。女性、少数族裔从事低薪工作，其实反映的是社会就业结构中的特征——在教育和经济地位中处于弱势的群体，职业选择有限；而女性囿于照顾家庭的传统角色，也通常会选择那些门槛较低的、临时性的工作。这些工作的一大特征，除了辛苦之外，还有缺乏上升通道、缺乏完整的劳动保障，许多雇主甚至不会给自己的员工购买医疗保险。
这些基础工作者在冒着风险出门工作的同时，自己的生命安全却难以得到保障。疫苗诞生之后，美国各大医院的医护工作者纷纷打上了疫苗。一些坐办公室的医院行政人员、医学院里还在上课的学生，甚至比一些护工、药剂师等更“前线”的岗位从事人员优先级要更高，十分不合理。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这些基础工作者们受到的忽视。面临职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疫情之下，由于学校、托儿所等机构关门，育儿重任转到了家庭之上。
在家工作的父母们得以有更多机会和小孩子在一起，父亲们也开始分担一些育儿职责。这看起来仿佛是一件好事，但在各种各样的调查中，母亲依然承担了大部分的照顾职责，包括家务，以及陪孩子读书、学习等等。许多女性基础工作者面临的，是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许多人不得不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做出选择。一些城市专门为基础工作者们开设了育儿服务，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基础工作者的需求。
最困难的当属单身母亲，她们中的许多人不得求助助于朋友和家人，或者同事之间相互照看孩子。往往在辛苦工作了大半天之后，她们回到家却没有机会休息，因为还有小孩需要照顾。在社会的支持网络瘫痪时，往往受到伤害最严重的就是低收入、弱势群体。她们原本用于应付压力和紧急情况的资源就更少，在生活中处处碰壁；而这些阻碍——例如因为育儿而丢掉工作，或者薪水减少、绩效低等情况，会进一步压缩他们的资源，造成恶性循环。
当普通人的境遇都变得困难的时候，基础工作者们的困难更是难以想象。而在欠发达地区，这样的困难可能无处不在。比如，许多工作机会转移到了网上，对于接触不到网络、承担不了网费，或者没有智能手机和电脑的人而言，就会是一个大问题。甚至在低收入国家，有45%的女性缺乏必要的证件，这也阻碍了她们获取必要的帮助以及工作机会。另外，在一个家庭遭遇困难的时候，女性受到家庭暴力或者伤害的几率也会上升。
对于女性基础工作者而言，在疫情期间，她们的贡献应当被社会所承认，而不应当被大家所忽视。为了保障她们的权益，让社会在疫情下更好地运行，我们其实还可以为她们做更多。在工作方面，可以提高基础工作者的收入标准，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险等必要的社会保障措施。在健康方面，希望能尽快为基础工作者们接种新冠疫苗，降低感染风险，也充分考虑他们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
特别的是，我们需要关注女性、特别是单身母亲的育儿需求，为她们添加更多公共设施的使用便利，发动社区力量，解决她们各方面遇到的困难。此外，提供更多的就业培训，为她们提供上升、转业的渠道，也能为她们带来更好的未来。唯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顺利运转，而男女平等的事业，才不会因为疫情的打击而停滞。过去的2020年将会成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我们目睹了疫情肆虐，也见证了众人的努力与团结。
新年伊始，比尔·盖茨夫妇写下了盖茨基金会的2021年度公开信，回顾了他们在慈善领域的工作，分享了他们的思考，探讨着如何构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