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见巴甫洛夫摇铃，他的狗狗就开始分泌唾液。在高中生物课上，我们就学过这个“刺激-反应-联结”实验。类似的，不少人一听见“How are you?”，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回答：“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种基于行为主义、强调重复练习和正向刺激的语言教学法，叫“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s），起源于美国。
1945年，美国加入二战，大量士兵被派往海外战场，军方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培养一批外语人才。密歇根大学的查尔斯·弗莱斯教授（Charles Fries）投入到了该项目的研究。
基于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orial psychology）和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查尔斯教授主张学生反复操练目标语言结构（比如固定搭配、语法规则等），形成惯性，从而像母语者一样不假思索地使用外语。
后来，心理学家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和语言学家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等人将查尔斯教授的主张进一步发展，并整理成了名为“听说法”的语言教学法，风靡一时。听说法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注重对话教学，课堂往往会从一个最简单的对话开始，不断变化句式，一点点增加学生的语言知识。
同时，因为日常问候是语言教学不可或缺的话题，也就造就了“天下大同”的“Fine, thank you. And you?”。
新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外语教学，一直受国外教学流派的影响。在建国初期，听说法就已经是当时的三大主流外语教学法之一（另外两种分别是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语法翻译法和The direct method直接法）。即使我国的外语教学曾一度以俄语与日语为主，听说法在不同语种的教学中也一直被广泛运用。
国内外的教学实践都证明，反复练是有利于语言学习。但，似乎中国人特别勤奋练习，从而加强了学生语言学习的条件反射。除了英语，我国的语文教学也充满了“反复诵读”，这便又加固了“刺激-反应-联结”的条件反射。
1959年，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发表了名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er）”的研究成果，主张人脑本身具有固定的语言习得机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驳斥了行为主义“后天强化”的语言学习方式。乔姆斯基的理论在语言教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被称为“乔姆斯基革命（Chomskyan Revolution）”。
尽管也有不少研究表明重复练习确实能帮助语言习得，但要想通过听说法习得语言的核心，是有条件的——学习者要有语言环境来交流，从而内化学习结果。可惜的是，纯正的语言交流环境大多时候是难以实现的。这就造成了很多人重复练习多年后，外语依然停留在入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