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鲵，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俗称——娃娃鱼。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隶属于有尾目、隐鳃鲵亚目、隐鳃鲵科、大鲵属，在现存有尾目中属于较为原始的物种。隐鳃鲵科的化石记录可追溯至一亿六千万年前的晚侏罗世，该科现今仅残存2属3种，除中国大鲵外还有大鲵属的日本大鲵（Andrias japonicus）和隐鳃鲵属的隐鳃鲵（Cryptobranchus alleganiensis）。
中国大鲵的命名人布兰查德（Émile Blanchard）将其种本名“davidianus”献给法国神甫谭卫道（Armand David），他在中国传教期间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并将其运往欧洲供学者研究。中国大鲵是现存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一般生长至40厘米时便可达性成熟，但和其他低等脊椎动物一样，大鲵的体型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大，通常可逾1米。有记录以来的最大个体全长1.8米，重逾50千克。
中国大鲵之所以有“娃娃鱼”这个俗名，不仅是因为其外貌好似一个虎头虎脑的黑胖娃娃，更是源于它们的叫声像极了婴儿的啼哭声。我国古代先民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特点，对大鲵的最早文字记录见于《山海经·北山经》中的一段：“又东北二百里，曰龙侯之山，无草、木，多金、玉。决决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鱼，其状如䱱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
自古以来，大鲵就常被捕捉做为食物或药材，但对其生存最大的威胁还是栖息地的破坏。据估计，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野生中国大鲵的种群数量已下降80%以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其濒危等级评定为极危（CR），我国也于1988年将其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随着中国大鲵人工养殖技术的瓶颈被突破，这种昔日的珍稀动物逐渐逃离灭绝的边缘，甚至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的餐桌。
许多保护区也从大鲵养殖场购入幼鲵进行增殖放流，数量已超过10万尾。大鲵的保护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一项关于大鲵群体遗传学的研究显示，中国大鲵的基因多样性并非单一，目前的数据支持中国大鲵种群至少包含了5个独立的演化支系。换句话说，我国可能分布着5个不同种类的大鲵。这本来是大大增加物种多样性的好消息，然而细思后却让人陷入更深的忧虑。
曾经无序的引种养殖和放归已经极大破坏了大鲵的基因多样性，不同种类的大鲵在人类的“保护”下成了一锅“大杂烩，如今“纯种”大鲵在野外已经难觅踪迹，对于大鲵的保护因此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中国大鲵的境遇让我想起了一种灭绝的鸟类。巨䴙䴘（pì tī）（Podilymbus gigas），又名阿提特兰䴙䴘，这种不会飞行的水鸟仅分布于危地马拉的阿提特兰湖中。
上世纪60年代由于湖内引入大口黑鲈（Micropterus salmoides）竞争食物而导致种群数量下降。祸不单行，接下来的几年又接连遭遇湖面萎缩、繁殖地被破坏等环境剧变，这个当地特有物种被迅速推向灭绝的边缘。1975年，一项针对巨䴙䴘的保育项目出台，相关保护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时隔几年后，人们观察到巨䴙䴘的数量有显著增加。正当人们满心欢喜认为这个物种即将脱离灭绝边缘时，令人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一天，研究者乘船接近一小群巨鸊鷉，它们在受惊后竟然飞快地踏水飞走了。人们这才意识到，一直以来他们保护的是一群入侵的斑嘴巨䴙䴘（Podilymbus podiceps），而真正要保护的巨鸊鷉正在人们的“保护”下悄悄灭绝。
中国大鲵和巨鸊鷉的境遇虽不尽相同，但反映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如果连一个物种最基本的系统地位都没有搞清楚，那么一切保护工作都将成为空谈。对中国大鲵来说，及时调整保护计划还不算太晚；对其他物种来说，我们则希望不要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