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百万年前的非洲草原上，一小群猿人手里拿着石块和木棍，小心翼翼地接近一头正在喝水的水牛。突然，一个猿人大喝一声，其他同伴棍石齐下。水牛倒地死去了，而猿人们又有了一顿晚餐。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另一个场景。几个猿人在草原上行走，警觉地观察着四方。突然，一只老鹰从天上俯冲下来，在大家做出反应之前就从一位年轻的母亲怀里夺走了她的婴儿。
猿人们捶胸顿足，而老鹰则带着它的猎物飞回巢穴，给自己的雏鸟带来了一顿美餐。
这两个场景，哪个更加接近真相？我们的祖先究竟是猎人还是猎物？几百万年前，由于气候的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不得不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根据这种理论，成为猎人是人类祖先演化为人类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灵长类生物，猿人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所以仅凭体力是很难成功捕捉到猎物的。因此，猿人们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带来的肉食使猿人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于大脑的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即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大脑和复杂社会结构的一种直立行走的动物。
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
在原始人类究竟是不是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很多学者始终有不同的意见。美国学者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 苏斯曼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就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而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
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的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除了上述的“人类猎物假说”外，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具有比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以及韧带结构更加适合长距离奔跑。
同时，人类可以非常有效地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从而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以及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够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人类长跑者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正是因为人类祖先实际上是某种“投机分子”，过着那种到处寻找尸体的食腐生活，因此人类的身体结构进化成适应长途奔跑的形态。在这种生活模式下，人类进化成了一种需要花大量精力进行“战略思考”的生物。比如，原始人类可能具有一定的计划能力，或者有一定的交流能力，以便在不同个体之间交换动物尸体位置的信息。这些也许对人类大脑的进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实际上，在不断进化的上百万年间，人类的生态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目前的证据看，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类很可能具有更强的猎物属性。另外，早期人类也可能更像是某种“投机分子”，在草原上游走，寻找其他捕猎者杀死的动物尸体作为高质量的蛋白质来源。但是，至少在几十万年前，人类渐渐具备了一定的狩猎能力，比如，最早的标枪可以追溯到40万年前。
虽然这种标枪只是头部削尖的木棒，杀伤力有限，但是标枪的出现确实标志着人类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几万年前出现的智人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而这些活动也确实导致了很多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因此，不可否认，在人类进化的后期，人类应该更加受益于其作为猎人的生活模式。
因此，“人类猎人假说”“人类猎物假说”以及“人类长跑者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一种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人类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最后，当人类祖先真正完全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也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