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墓碑，坐落在陵园一隅。到了伦敦以后，我趁着开学前尚有空闲就去参观了海格特公墓，据说那里埋葬着马克思。海格特公墓在伦敦北郊，交通非常不便。马克思的墓则在陵园的角落，若是没有地图，不费上半小时绝对找不着。在伦敦市中心，帝王将相的纪念碑随处可见。而马克思，一个改变了世界的哲学家，却默默无闻地躺在世界的角落，这着实有些寒酸。据说马克思逝世之时，英国社会几乎没有反应。
泰晤士报确实发了篇豆腐块儿大小的讣告，但是完全没用心写，每句话都有错误。马克思下葬之日，墓前除了挚友和亲属，几乎无旁人到场。后来过了几十年，连墓碑都残破得简直无法辨认。如今新修的墓碑气派得很，但墓前仍旧冷清，仅有的几束鲜花和祭品还都是写着中文的。我在墓前坐了很久，期间除了一只野狐狸，没有任何生物前来拜访。
后来开学注册，我见到了科学传播系的新同学。闲聊之时，我问起他们：“你们英国人知道马克思吗？
我指的是卡尔·马克思，一位革命家。”毫无疑问，马克思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可是在这儿，鉴于陵园里的冷清场景，我很怀疑他们毫不知晓，甚至误解我说的是卖草莓挞的马克思连锁超市。几个同学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其中有位爱尔兰裔同学说：“我当然知道。我外婆就躺在马克思身边。”原来，这位叫莱利的女同学祖上是爱尔兰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她的学术经历和我相似，以前本科读的是人类学，现在来伦敦读科学传播学硕士。
可这也太过巧合了吧？刚来学校第一天，我就认识了共产党创始人的后代？
科学传播系主任凯文是一位老先生，他教课已经20多年了，口音有点上世纪初英国黑白电影的经典风格。课程伊始，他就给大家推荐了一本教材《公众中的科学》。我随手翻了翻，发现书里赫然躺着这样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科学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科学。”我非常不解，甚至觉得有些可笑。
这使人不禁想起十月革命刚刚成功的时候，很多俄国人主张以往的数学是有产阶级的数学，所以要破旧立新，重建一套属于无产阶级的数学公式。当然，他们最后没有成功。科学与数学一样具有普适性，不仅是全人类共用的，哪怕拿给外星球人用也没问题，所以它怎么会只属于资产阶级？想必，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吧。都21世纪了，难道还需要用阶级的视角来看待现代科学发展吗？我果然还是太嫩了。
第二天，凯文就给我们解读了一种“Standpoint theory”（立场理论），这种流行于当代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立场理论”的更新版。其核心思想其实很好理解：现代社会中，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往往是有一定资产和地位的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而他们强大的话语权会决定哪些研究问题与方向是有意义的。
有时视野和思维方式受限于阶级、性别以及人性的弱点，即使他们有普度众生的菩萨心肠，想让科学为全人类服务，往往也很难落实。因此，在他们的左右之下，富裕国家、阶层以及男性更容易成为科研的服务对象。
凯文想得更深一层。他援引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Paulo Freire的观点，说道：我们有时强势地普及科技知识，搞得像文化入侵一样，并没有和老百姓对话，没有倾听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凯文的话让我有些焦虑。
我们这帮搞科研和科普的年轻人多少有点“天下为公”的正义感。如果我们的工作没能促进社会公义，反而起到了反作用，那么良心上无论如何也过不去。既然如此，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凯文的建议很简单，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俩字儿：对话。从科学知识的生产环节到传播环节，都要让公众的意见掷地有声，甚至直接让公众参与到科研活动中。
听完凯文的故事，我被深深震撼到了。不仅仅是因为故事很动听，也是因为我在那些自大的科学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包括我在内，每一个有修养的科研和科普工作者口头上都会承认：“人和人是平等的，科学和大众也是平等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我真的认可老百姓的智慧和他们进入科研、科普领域的资格吗？我难道从没有一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吗？
凯文的系列课程很快就结束了。
我总结上课收获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我来英国是学习科普的，攻读的也是理学学位，可没想到从教材到老师同学们的讨论，总是时不时地冒出马克思的名字来。这或许可以归因于马克思主义横跨几个世纪的巨大影响力，也可以说是因为当今的科研与科普确实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面镜子，用以自我反省。结课以后，经常有同学跑来找我聊天，毕竟我是全系唯一的中国人，也是唯一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
这其中有，莱利的问题最有意思：“在你们那儿，科研、科普团体与普通人的关系是不是更平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