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研究生殖健康的希拉·沙拉瓦南写过一本关于代孕的书。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人类学系南亚研究所，沙拉瓦南教授关于生殖技术伦理和法律的课程。2009~2010年间，她在印度研究代孕，访谈了多个代孕妈妈、预定家长以及代孕诊所。商业代孕在印度一度是合法的。
2002~2015年间，印度一度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代孕旅游目的地”，因为当时商业代孕合法，法律规定宽松；有医疗设备，有会说英语的熟练医生；费用便宜，有大量从事代孕的妇女。到2015年印度禁止商业代孕时，印度的代孕产业规模换算成人民币大概在每年28亿，80%以上的客户来自国外。
沙拉瓦南研究的是，在合法化的日子里，印度的代孕产业到底是什么样的？选择代孕妈妈的标准——贫穷而顺从。
在沙拉瓦南的研究里，没有一个代孕妈妈学历超过高中，这让她们收入微薄，也难以议价谈判。代孕诊所往往去寻找那些已经在卖卵或参与有偿药物试验的女性，这些人足够贫穷，也足够习惯出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然而即使如此，那些看起来更坚定更有主见的候选人还是会被淘汰掉。
代孕妈妈的一切都会被定价——她的外貌、种姓、宗教信仰、肤色深浅、此前的工资、母乳状况、此前生育/代孕过几个孩子、孩子的性别如何状况如何……一般来说，高种姓白皮肤的代孕妈妈可以要求更高的报酬。第一次代孕的价格低，第二次以后因为“曾经有过合作”价格会略涨。
代孕期间，人身自由、健康权等都会受侵犯。许多代孕诊所要求代孕妈妈一直留在指定的集体宿舍内，从胚胎移植到孩子交给客户，大概一年左右。
理由是代孕妈妈继续和伴侣发生关系，可能将疾病传染给胎儿，或者怀上伴侣的孩子；代孕妈妈原本的环境与伙食较差，可能危害胎儿健康。但这样的要求，就意味着代孕妈妈一年内必须远离自己的家人孩子，不能做别的工作，也无法自由活动。集体宿舍的环境类似青年旅社，一个屋子里满满的都是床，没有娱乐，没有电视电脑报纸收音机，连放餐桌的地方都没有。
有研究者评论说，“即使监狱也有放风的庭院，但这些代孕的集体宿舍甚至连在房间里走动的空间都不足。”代孕妈妈们在头三个月被要求卧床，以降低流产风险。伙食一般，但分量很大。因为最后会按照出生体重来给孩子“计价”，所以代孕妈妈被要求尽量多吃，不准进行任何锻炼（以避免流产）——尽管这样会增加她们孕期和分娩时的风险。
代孕的成功率并不高，有研究显示，活产率为15.8%，也就是说代孕妈妈往往要经历好几次痛苦才能生下孩子并拿到报酬。分娩强制剖腹产，不允许顺产。因为这样胎儿的风险最小。另外，法律规定最多放3个胚胎，但为了节省成本提高成功率，诊所常常会给代孕妈妈放5个胚胎，这就导致可能怀上3个或以上，以至于需要做减胎手术。商业代孕合法化后，拿走酬劳大头的是诊所中介。在印度，代孕妈妈只能拿到总报酬的15~25%。
即使在美国，代孕妈妈也只是拿到总报酬的35%。曾经有个代孕妈妈做代孕为家里盖房子，客户在孩子出生后非常感激，而且知道了这次代孕费不够盖房子，想多给代孕妈妈钱，被诊所拦下了。诊所告诉客户，代孕妈妈们都是潜在的敲诈勒索者，多给钱会滋长对方的贪心，另外，多给钱也会让其他代孕妈妈变得“贪心”“被宠坏”。实际上，诊所的目的是让那个代孕妈妈再多代孕几次，为诊所创造更多的利润。
印度的代孕妈妈并不能用法律保护自己。国外客户很多就是冲着“低成本”“低人权优势”来的。在允许代孕的发达国家比如英美，代孕妈妈有保险、失业补偿、心理支持，可以选择要不要和孩子联系，如果生下孩子后反悔了想保留孩子监护权，也有很大机会能成功。而在印度，代孕妈妈几乎没什么关于代孕过程和孩子的权利。
她们需要事先签合同，放弃对孩子的一切权利，需要放弃对自身的医疗决策权（默认的潜规则是，假如有意外状况，优先救治胎儿，而不是代孕妈妈优先），流产拿不到钱（哪怕是因为胚胎放多了要减胎而引发的流产），生下的孩子“不合格”拿不到钱或者只能拿到一小部分钱，而且还拿不到合同的副本。不仅如此，在整个代孕过程里，临床记录、医疗账单、出生证明……几乎都是以假名或者客户名字登记的。
代孕妈妈的名字，只出现在她拿不到副本的代孕合同里。假如发生纠纷，没有合同、缺乏证据，代孕妈妈很难提起法律诉讼。即使想诉讼，财力和家庭也很可能不支持她，再说，她也基本不可能赢。
代孕妈妈只是为了钱吗？不，她们会对代孕的孩子产生感情，这可能会对她们造成情感创伤。在生下孩子后，代孕妈妈如果有机会继续照顾孩子一段时间，那么多半会给孩子唱歌、安抚、母乳喂养、起名字、拍照留念。
代孕妈妈都希望能和孩子保持联系，了解孩子的近况，看看孩子的照片。但现实是，代孕妈妈多半无法再联系客户与孩子，有时客户甚至完全对代孕者匿名。许多代孕妈妈因无法联系孩子而沮丧痛苦。有个代孕妈妈保留了旧手机号7年，希望客户能打电话给她告知孩子的近况。她从未接到过电话。
即使代孕合法化，也依然有庞大的非法黑市存在。以卖淫为例，卖淫在印度是合法的，但非法交易依然在增加——许多被人口贩卖的妇女和儿童被迫卖淫。
而印度被贩卖的妇女儿童人数在逐年增长，比如2016年就比前一年增长了25%。即使在荷兰和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卖淫合法化后，研究显示非法市场的规模依然是合法市场的4~5倍。还有一个观点是，“印度这么大的国家是很难完全禁止代孕的，发布禁令反而会推动代孕转入地下。”沙拉瓦南的回应是，“这就好像在说，因为我们没法制止所有对印度妇女的暴力行为，所以不应将其定为刑事犯罪。”
一些代孕或取卵造成的死亡案例。
2009年，23岁的代孕妈妈Easwari死于产后大出血。她的丈夫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代孕广告，于是要她去代孕。2012年，30岁的代孕妈妈Premila Vaghela在孕期突发抽搐并心脏停跳，紧急剖腹产后婴儿活下来了，她没有。她的家庭拿到了100万卢比的赔偿（约10万人民币）。2010年，17岁的Sushma Pandey在取卵后死亡，她靠卖卵可以挣448美元，挣的钱用于帮助家庭。
2014年，23岁的Yuma Sherpa死于取卵造成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除了这些死亡案例，还有许多濒死案例、造成终身的健康问题或心理问题的案例。
代孕是自由选择吗？当一个人贫困到过不上体面的生活时，TA被经济驱动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许多印度女性缺乏足够的食物、能源、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保障……她们被迫在贫困和代孕间选择一个“相对不那么糟糕”的。
当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证时，TA的“自愿”并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在印度农村妇女里，能为自己做医疗决策的不到一半(44.4%)。很多印度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决定自己何时结婚、跟谁结婚的权利。印度女性从小就被教导，家庭的需求高于她们的个人需求。在研究里，第一次代孕时，诊所会着重说服丈夫代孕是“贞洁”的。一旦丈夫接受了这点，就不会反对妻子代孕。没有任何丈夫反对妻子二次代孕。
家庭往往会给代孕妈妈制定一个“赚钱目标”，达到这个目标才停止代孕。甚至有一个女性的丈夫不工作，以此来逼她多次代孕。她足足代孕了三次，实在受不了，和丈夫说她不能再做了，然后丈夫才继续回去卖菜。而她三次代孕的钱用来给家里盖了房子。她们的“自愿代孕”，真的是自由选择吗？
沙拉瓦南采访过的代孕妈妈，有的家人重病，有的有严重残疾的孩子，有的丈夫需要治心脏病，有的丈夫是酒鬼花掉了大部分收入买酒，有的想为孩子的教育存钱，有的想要钱来买或盖个自己的小房子，因为大部分收入都花在房租上了，所有生女孩的人都想为女儿存嫁妆，……成功代孕一次能拿到的钱差不多是2~3万人民币，相当于她们打工五年的纯收入——当她们打工时，她们的收入基本上全花在日常开支上，存不下钱。
做代孕是为了“终于能存下点钱，改变一点生活”。当一个人需要出卖血肉来扶养家庭脱离赤贫时，应该救助她们，而不是帮她们更容易地出卖血肉。
沙拉瓦南采访过的每一个代孕妈妈，都表示了：①如果不是因为赤贫，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自己肯定不会做代孕；②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接受足够的教育，以后不必做代孕。即使不是商业代孕，即使是利他代孕，也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等。
那些“自愿”为亲友代孕的女性，往往是经济较差或者需要依赖亲友的人。结果类似于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而且在利他代孕里，也会存在利益交换。英国此前的研究显示，利他代孕里往往有以“医疗费用”为名的多次大额转账。代孕之所以被合理化，一部分原因在于现在的社会认为没有后代是残疾与耻辱。没有后代者会长期感到社会耻辱、心理伤害、以及一种残缺感。这样的痛苦的确存在，也似乎给了寻求代孕一种“合理性”。
然而，代孕本身，其实是让最贫困脆弱的一群女性经历更大的痛苦，侵犯她们的身心与权利。代孕为富人提供了多一种生育选项，却以贫穷女性的健康、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所谓的“生育权”，应该是“有权决定自己何时生育、生育几个、生育间隔，并有权获得相关信息、避孕、堕胎和安全的分娩。”需要侵犯他人才能达成的东西，不是天赋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