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百年来最严重的疫情来袭，整个世界开启了一种新的模式。这种病毒本身很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它超强的传染性对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带来的冲击，这种字面意义上的“病毒式”传播会使得病人迅速塞满医院，让再充裕的物资储备也显得捉襟见肘。
疫情早期，武汉，除了口罩、眼罩等等防护设备，连我们常见的听诊器，也在这场疫情中开始告急。刚刚进入医院的病人不可能立刻就使用肺部CT等昂贵设备检查是否患有新冠肺炎，而大部分医院并没有预先配备足够的手持超声检查设备。尽管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因为不需要医患之间进行接触，而更安全可靠，但这些产品有个通病——贵！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听诊器初步下判断是必要的，而且后续检查中也需要听诊器来作为常规的检查手段。
然而，穿着防护服的医生们使并不能将听诊器插入耳朵，且如果大夫只用一个听诊器检查所有患者，听诊器会很容易沾上病毒，成为病毒去其他患者体内“串门”的顺风车。这也会让医生患病概率提高。灵光一闪，医护们创造了薯片桶听诊器。这款听诊器外观传承自百年前听诊器的经典造型，可以为医生带来熟悉的体验，只需一桶薯片的价格你就可以拥有它。
薯片筒改造的听诊器，可以做到患者人手一个，一人一筒，杜绝了病毒顺风车的可能，同时也可以让穿着防护服的医生方便地使用。他们的创意，击破了高科技的价格壁垒。要知道，在历史上，高科技带来的价格壁垒曾经杜绝了无数人生存的希望。
传染病大流行时，我们看起来似乎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患病的可能。
以肺结核为例，无论你是《红楼梦》中的大家闺秀林妹妹，还是鲁迅笔下《药》中普通人家的孩子小栓，乃至鲁迅本人，都是患了肺结核的。但实际，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从病魔手中“买”到生命。特效药链霉素发明以前，肺结核患者可以花费高昂费用住进森林中的疗养院，大幅延长寿命。如果是穷人，抱歉，你只能寄希望于人血馒头了。由于价格的壁垒存在，很多科技成果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只是为富人而服务。
所幸，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向贫困的人伸出援手，科学家们亦是如此。更方便，更便宜，看我们“节俭科学”。去医院检查时，很多人都吐槽过检查项目收费昂贵。然而，在低收入地区，根本没有使用那些昂贵的医疗器械的可能。在贫困的西非地区，人均卫生支出不足50美元；而部分发达国家与地区，如欧洲与美国，人均卫生支出高达2500美元！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购买那些动辄上千美元的检查仪器，对低收入地区无疑是一种奢望；而低收入地区常见的传染病，如疟疾、寨卡病毒、HIV等，又偏偏需要精密的仪器进行检测。
印度的Manu Prakash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教授。他是节俭科学（frugal science）的提出者，也是推广者。节俭科学，即让科学材料更便宜，人人都可以享受到科学带来的便利。
他曾经发明一种纸片显微镜（Foldscope），不怕摔不怕踩，成本仅50美分——相当于一瓶可乐的价格，可用于低收入地区疟疾等传染病的检测，这让他名声大噪。此后，他又发明出一些列便宜高效的实验材料。他将一种名为whirligig的玩具改造成手动离心机，成本：20美分，可用于分离血液，以进行后续病原体检测。
他还发明了一种检测疟疾的扫描显微镜Octopi，成本在250至500美元之间，远低于其他扫描显微镜，但检测速度比人工检测快120倍。这些发明可以被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负担得起。
有了仪器，诊断疾病后，我们便可以治病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生命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活得充满尊严。
然而对于中低收入地区，全球合作靠资金投入只能解一时之渴，只有那些发明足够草根足够廉价时，才能更好地达成这一目标。在纸片显微镜Foldscope的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卢旺达的植物病理学家研究被真菌影响的香蕉，来自秘鲁的昆虫学家研究不明种类的螨虫。没有了资金限制，中低收入地区的科学家可以立足本土解决他们自己的发展问题。而那些孩子们，也可以探索他们身边的世界。
尼日利亚的孩子观察蚊子的口器，坦桑尼亚的孩子检查牛粪里的寄生虫，印度的孩子观察自己的皮肤。通过这些孩子，科学的种子被种在了这些低收入地区。即便是贫瘠的土壤，科学也能在此生根发芽。当科学之花在此地绽放的那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然会为了改变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