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信星座吗

星座之说的由来星座之名最初缘于占星之需。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巴比伦人就开始探索星际奥秘，并衍生出较为成熟的天文学理论。他们将太阳运行一周的黄道等分为十二个星座，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星座。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早有关星座之名的记载。另有一个说法是，在公元前2000年，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克斯为测算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方位，遂将黄道分割为十二个区段，以一年的春分点为0°，即黄道零度。

由此算起，每隔30°为一宫，并对各宫内的星座予以赐名，它们依次是“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宫，统称“黄道十二宫”，即“十二星群”。此后，“十二星群”又演变为人们所熟知的“十二星座”。

古老的华夏占星术与西方人尊崇占星术一样，中国人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占星系统。华夏先民为求农事顺遂，于是日夜观测星象，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方星象学。

早在远古时期，华夏先民就与占星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代（夏、商、周）时，凡君王出征、祭祀先祖，都需要夜观星象，以占卜吉凶。春秋战国时期，占星术被用来预测君王及国家祸福。凡王朝更替、新君登基，都需要观星象以取吉日。秦汉时期，占星之术与谶纬之学紧密相连，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古人看来，星宫的位移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占星术成为帝王手中权谋的一把利刃。

汉宣帝刘询为了铲除以霍光为首的外戚势力，便以星宫变化为名，将“贼”的名目强扣于霍氏家族，剿灭了霍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以此巩固皇权。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纷飞，百姓命运多舛，人们将自己的人生际遇假托于星空之中。三国时期，诸葛亮出山之初就对刘备说：“亮夜观天象，刘表必不久于人世，荆州日后必归于将军。”在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看来，上古时期夜观星象并非少数人的特权。

三代时，凡男女老少，不论布衣还是官宦，都渴望探索苍穹中的奥秘，以此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秦汉以后，因为解读星象与君王之治休戚相关，也就成了钦天监等少数人的特权。经过历史积淀和日积月累的观测，星象学得以茁壮成长。

苏轼与星座的不解之缘随着佛教在中原大地的广泛传播，星座文化很快被中国人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中国占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谈及宋代文人对星座文化的痴迷程度，就不得不提北宋大文豪苏轼。

苏轼一生坎坷，才情极高，诗词厨艺俱佳，但在仕途上一直不受重用。面对坎坷的仕途，苏轼却始终怀有刚毅坚韧的性格，或许这与他对星座研究颇深有关。苏轼曾不止一次地感慨，自己与唐代诗人韩愈一样都是摩羯座，可谓是同病相怜，命格不好，注定一生多谤誉。其在所著《东坡志林·命分》中就感叹道：“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宋代文人为何对星座文化如此追捧呢？或许这与宋代文士身处的政治环境有关。宋代以文治国，出生门第不再是决定个人仕途命运的唯一评价标准，宋代士子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去改变命运。他们对未来既怀有无限憧憬，似乎又颇为感怀惆怅。在此背景下，个人命运与星命之术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许这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自我价值的重视和冀望。除了君王和士绅对星座之说颇为热衷，星座文化也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七月七拜魁星遂由此而来。民间百姓常以拜魁星祈求科场蟾宫折桂，子嗣平步青云。宋人对魁星敬之拜之，必建庙立祠以安之供之。供奉魁星之所，被称为魁星堂或魁星楼。直至现在，全国各地仍遗存有众多以魁星楼、魁星阁、魁星台为名的古建筑，它们大多建于文庙、乡学、书院周边，以供当地文士或心怀功名的百姓供奉祭拜。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星座文化不仅在中原一带颇为流行，而且还远播日本、朝鲜等地。

在日本文化中，人们使用七曜来指代周期，并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