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没有规律的团体活动相比，团体操、广场舞这类同步化活动能让人群产生更广泛的连接。这种效应可能随人类演化而来，并且通过改变大脑的化学反应而出现。
史蒂夫·马克思是一名音乐家，他曾说过：“为了拯救自己行进乐队的任何一名成员，我会毫不犹豫地冲进川流不息的马路之中。”通常来说，这种话只会出自军人，而不是音乐家，但是马克思却想用这种假设来显现他对这个团体的感情有多么深厚。
马克思现在是宾夕法尼亚州盖茨堡学院行进乐队的指挥，他从高中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的音乐合奏经历，他说：“行进乐队成员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整个乐队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大家都穿着统一的服装，手中拿着乐器，演奏出无比和谐的乐章，肢体动作和声音都如此同步，仿佛每个人都融入了这个整体。他承认，行进乐队的魅力对于他来说其实不是音乐，而是像家庭成员一样的亲密感。
许多团体活动都能让我们产生归属感，但是有研究表明同步地做一些事情可以让社会连接更紧密，让人们的幸福感更强。与其他较为无序的活动相比，团体划船、列队舞、合唱甚至仅仅是一起敲击手指，就能增加人们对他人的宽容度和信任度。此外，这些活动还能提高疼痛的阈值。为什么同步化和协调的行为能给人带来更深厚的亲密感？多伦多大学研究同步行为的心理学家劳拉·西雷利开展的一些研究，或许逐步找出了答案。
同步化行为产生的强大效应可能就来自神经激素、认知和感知的共同作用。西雷利说：“它们之间的作用十分复杂。”
人类有同步化行为的习性是演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这种行为能让人群产生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利于生存。人类并不是唯一能进行同步化活动的生物，一些动物也具备这种能力。例如，宽吻海豚会一齐跃出水面嬉戏，一些雄性萤火虫也会让它们的闪光节奏保持一致。动物行为学家推测，同人类一样，这些同步化行为也对它们的社交有益，比如帮助它们吸引配偶。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同步化行为更加多样化：有些是有组织性的，比如集体祷告、合唱、阅兵和快闪；有些是无意识的，你可以想象音乐会上观众同时为歌曲鼓掌，又或者情侣一起散步时两人步伐一致的场景。还有研究称，如果两个人肩并肩坐在摇椅上，他们会突然同步地前后摆动。马克思将他对乐队的热情归功于同步化行为，心理学实验也的确证实了这种同步化行为能促进团体成员的感情。
合奏乐以及音乐会后观众的集体鼓掌也能增强人们的亲近感。在一项研究中，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将一些小学生分成两组，分别给他们穿上橙色和绿色的背心加以区分。实验需要让孩子们同步或者不同步地跳舞。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尽管穿的背心颜色不同，只要孩子们在实验中同步舞蹈，他们会与彼此玩得更亲近，而不同步跳舞的孩子们则没有那么亲近。
同步化行为带来的亲近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儿童游戏中。
2019年，匈牙利人研究人员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显示，与少数族裔同步地走路可以减少歧视。匈牙利普遍对罗姆人有着负面偏见。研究人员准备了一些穿着传统罗姆服饰的人的照片，让非罗姆人观察后给予消极或积极的评价。此时，参与者通常会使用消极的词语。而当照片换成穿着传统匈牙利服饰的人时，他们则会使用积极的词语进行评价。然后研究人员让非罗姆人与另一位罗姆人伙伴同步或不同步地绕着房间走几圈。
之后，当研究人员询问非罗姆人对同伴的感受时，那些与同伴同步绕圈的人会对对方产生更亲近的感觉，并且更愿意再次见到对方。
科学家并不知道这种效果能持续多长时间，所以同步化行为也许并不能永久地消除敌对感。但是，同步化行为仍然能在一些情况下减少人们的偏见，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它能让我们对他人产生更多的好感。
在一项2009年发表在《社会认知》的研究中，志愿者需要随着节拍器用手指敲打出节奏，实验人员在一旁用相同或不同的节拍敲鼓。结果显示，志愿者会对用相同节拍敲鼓的实验人员产生更多好感。这些亲近感也会让我们对他人表现出更积极的行为，比如同步地敲打手指可以让人们在捐款时更加慷慨。
2017年，一项发表在《基础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的研究称，他们按照每组6人的方式将志愿者分成了数个组别，每个6人组再被分成两个3人小组。志愿者完成了简单的团体活动后，他们将面对不同的瓜分金钱的场景，这时他们需要说出自己愿意与谁分享这笔金钱。结果表明，如果志愿者只是在3人小组内同步敲击手指，他们会更愿意将钱分给小组内的3人。
但如果两个3人小组同时敲击手指，即6个人的大组同步了，那么他们就更愿意将钱分给大组内的6个人。相反，非同步的动作则不会让人变得慷慨。
2017年，一项针对42项同步化研究的元分析表明，同步活动，不论是同步跑动还是同时摇晃椅子，都有助于增强人们的亲社会性。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常采用“自我-他人模糊化”这一术语来解释同步化让人们更亲近的原因。
丹麦科技大学的认知神经生物学家伊凡娜·孔瓦林卡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在进行同步活动时，自我和他人的边界变得模糊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当我们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相一致时，我们会将他人与自己看成一个整体。”
另外，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婴儿也能在参与同步活动后变得更加乐于助人。由于无法对婴儿进行同步化行为的训练，研究者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来验证同步行为的效果。
2017年，在发表于《音乐感知》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将一个14个月大的婴儿用背带系在志愿者的胸前，在他面前站着另一位志愿者。然后，两位志愿者会开始跳动，但两个人有时同步跳动，有时不同步。此时，婴儿也会被动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之后，研究者发现，如果同步蹦跳组的第二位志愿者不小心掉下来一个球或其他物品，婴儿会更想要把东西捡起来还给他，而非同步蹦跳组的婴儿就不会显得如此乐于助人。
“同步活动的效应在婴儿身上也被验证了，这说明同步行为对人类来说很重要，”牛津大学的人类认知学家艾玛·科恩如是说，“一种行为如果在人的婴幼儿期就出现，说明它可能对人类来说是无意识却又相当重要的。”这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可能也起着不小的作用。
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宾·邓巴指出：在早期人类社群扩张，与同伴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同步化活动通过促进亲社会性行为和合作，帮助人类建立起集体联系。
邓巴研究同步化行为已经很多年了，而这一切都缘于一次音乐考古学会议。在那个意义非凡的夜晚，一位南非的音乐家邀请了邓巴和其他参与者一起跳一种类似祖鲁人传统舞的舞蹈。音乐家让大家围成一个圈，给他们递上由不同长度塑料管制成的乐器，让他们随意吹奏出各种声音，然后转圈走。邓巴说，一开始演奏出来的声音非常难听，但是几分钟后声音和步伐不知不觉地就改变了，在场的科学家们变得非常同步，吹奏的曲调都是一致的。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作为团体一员的归属感，这项活动产生的效果令我十分震惊，”他说。
如今，邓巴认为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同步化行为可能让“服务他人”成为了一种更有效的联结手段。非人灵长类动植物会互相梳理毛发以去除身上的跳蚤和其他寄生虫，这种行为能增强群体的凝聚力。邓巴认为，当群体数量增加时，个体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梳毛活动，而这也限制了这个亲密团体中的个体数量。
他将不同物种梳理一次毛发的时间和该物种常规的团体规模进行了比较，发现这两个数值间有直接的关联，并且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群体中个体数量的上限是50。虽然猴子和猿的团体规模不会超过上限，但是人类却会。邓巴计算过，人类自发形成的社群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他通过比较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大脑新皮质的差别、小规模社群的乡村人口数，以及在较大规模社区中人们倾向于拥有的朋友和亲人数量，得出了这一结论。
而这个数据也有早期的历史记录佐证：1086年，当威廉一世调查他的王国时，英国乡村的平均人口数也是150人左右（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个数字，有些人认为这个数字是基于过度挑选的数据得来的）。
为什么人类组建的团体大小能达到猿类的三倍？邓巴的解释是，这是因为人类想出了一种可以同时“取悦”好几个人的办法——用声音或者身体的动作来取悦他人，而不是用手指挑寄生虫。邓巴还主张，更大的群体规模使得人类可以更好地抵御其他人类群体的突袭，以此增加存活率和生育率，而这又变相地通过自然选择，在下一代中巩固了同步化行为的存在性。
据邓巴说，同步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原理是：非人灵长类动物梳理毛发，会促进一种名叫内啡肽的神经化学物质的释放，它能够让个体感觉舒适。大脑分泌的内啡肽能够促进愉悦感并减轻疼痛感，而有研究认为人类的群体联系行为由梳理毛发变成唱歌和跳舞，可能也是内啡肽在起着作用。有研究者将这种物质称为人际关系的“神经化学胶水”。
除了邓巴的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还有好几项研究证实内啡肽与人类的“联结和奉献”现象有关。
其中，一项早期研究表明，同步化行为可能刺激内啡肽系统，而这种刺激不仅仅是身体运动（例如著名的“跑步兴奋”现象）产生的。在邓巴实验室的一项研究中，他们邀请了来自牛津大学赛艇队的男性运动员单独在划船机上训练，然后再与同伴一起同步训练。
训练完成后，研究者会给运动员们套上血压套袖并不断加压直到他们无法承受，以此测试他们对于疼痛的承受力（因为直接测量内啡肽水平比较困难，所以研究通常会通过测量疼痛感进行替代）。邓巴团队发现，和同伴一起训练的运动员在之后的测试中忍耐疼痛的能力更强，通过计算，邓巴发现这些人的内啡肽释放水平加倍了。另外，还有一系列类似的实验表明，在跳舞时，与不和谐的动作相比，同步动作能大大促进内啡肽的产生。
在实验中，参与者首先会被教授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比如“开车”（一只手放在假想的方向盘上左右来回划动，另一只手放松地垂在身体一侧）和“游泳”（膝盖有节奏地弯曲，手臂像自由泳一样交替摆动）。然后参与者被分成若干个4人小组，来到舞池后，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个播放着音乐的耳机。但有一些小组中，4个人听到的是同样的音乐，并且他们还被要求做同样的动作，这就产生了同步化行为。
而另一些小组里的4个人则会听到不同的曲调，或者被要求做不同的动作，结果就是人群中会出现奇怪而混乱的舞蹈。舞蹈结束后，研究者拿出血压套袖进行疼痛测试。不出所料，跳了同步舞蹈的人更能抵抗疼痛，这一结果也说明这种抗痛效应不是和别人一起跳舞就能产生的，而是需要同步跳舞才能获得。
这项实验结果于2016年发表在了《演化和人类行为》上，研究者同样测试了参与者之间的联结关系。
与其他情绪反应的研究一样，同步舞蹈的人感觉和其他参与者更加亲近。尽管内啡肽为同步化行为的强大效应提供了神经化学方面的解释，但仍然可能有其他的生物学机制共同发挥着作用。同步化行为产生的大脑活动模式，似乎与随意地哼唱或者摆动身体时的不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可以无创伤地检测大脑某个区域的用氧量，进而通过用氧量反映大脑工作的强度。
去年，一项研究使用这项技术证明了非同步的行为仅仅能激活大脑的左半球，而同步化的行为则能同时激活左右半球。这个结论也暗示了同步化行为不只是简单的动作而已。还有研究表明，大脑中的奖赏系统（通过建立正反馈循环，也在同步化效应中起着重要作用）。该研究中的一系列实验采用了另一种检测大脑活动的技术——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实验结果证明：当人同步敲鼓时，会更愿意去帮助与他们一起敲鼓的人。
“我们相信，在同步敲鼓时尾状核体被激活了，这说明奖赏系统参与了这一行为，”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凯泽斯是这项研究的领导者之一，他表示，“志愿者会更愿意在未来与之前有过同步化行为的人一起活动。”
尽管每个人参与同步化活动后获得的效果不完全一致，但是与他人一起有节奏地行动或者发出和谐的声音，确实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论在哪都能看到同步化行为——不管是在纽约音乐厅内美妙的合奏曲，还是在里约热内卢街道上或者非洲村落中的舞蹈。当我们处于同步化状态时，身体分泌的激素和大脑活动会使得整个社会更和谐，让人群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行进乐队的成员也许不能让世界变得和平，但类似的行为也许可以让我们对外界更加宽容，让我们感受到融入更大的共同体的美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