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晚祷》（1857-9）现藏巴黎奥赛美术馆。《晚祷》是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画面中天色垂暮，一对农民夫妇立于田野，女人双手扣于胸前，男人脱帽低头，仿佛在劳碌了一天听着教堂晚钟祈祷。虽然米勒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画家，大多数人也认为此画反映了法国农民的生活场景，但这不妨碍对《晚祷》的另类解读。你能从这幅画中看出雨伞和缝纫机吗？这是上世纪西班牙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对农夫和农妇轮廓象征性的理解。
本文从艺术史角度，介绍了达利对《晚祷》中视觉符号的争议性解读，并梳理了包含有《晚祷》元素的达利作品。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美国尚处于潜伏状态，羁旅地的艺术博物馆推出一个名为《米勒与现代艺术：从梵高到达利》的特别展览，展品绝大多数来自收藏于世界各地的原作。作为艺术史爱好者的笔者自然不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前后三次前往就近观摩大师的杰作。下图是特展入口处，主打海报是法国写实主义大师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1814-1875）的《晚祷》。
《晚祷》在19世纪西方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实它的正式名称是《天使》（L'Angélus）。画家将普通农民的劳作与圣洁的感情融汇在一起，赋予世俗生活一种庄严的宗教色彩和仪式感。画面中太阳刚刚沉入大地，远方地平线上依稀可见一座乡村教堂，一对面向而立的农民夫妇站在暮色笼罩的大地上，停下手中的活计，虔诚地低头祈祷，感谢大地与上天赐予的食物。
田垄和篮子里的土豆以及三齿叉、手推车显示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静谧的画面却给人带来温馨与安详。驻足画前，人们仿佛能够听到晚风吹来的阵阵钟声，这真是一种奇妙的精神体验。有人称此画为《晚钟》，以声入画，更添了一份诗意。
米勒《晚祷》（1857-9）现藏巴黎奥赛美术馆。据说此画的买主原是一位美国画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成交。米勒后来又在教堂上加了个尖顶，并将原题“为马铃薯祈祷”改成“天使”。关于这个名字，画家后来写道：“它来自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在田野里劳动时，每当教堂的钟声响起，祖母就会让我们停下手里的活计，摘下帽子，十分虔诚地告诉我们‘天使在为穷人祷告’。”
不同的人对此画有不同的理解：农民画、宗教画、写实主义代表、象征主义的先驱……即使在非常专业的艺术史家中间，意见从来没有统一过。《晚祷》与《拾穗者》、《播种者》一道，被后人称为米勒的三大不朽杰作。1875年他去世后，此画曾几经易手，最后由一位法国人商人高价购得赠送给国家，先后由卢浮宫与奥赛美术馆收藏。对于米勒这幅作品，历来临摹、借鉴和再创作的人不计其数。
下图为荷兰画家梵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27岁那年，以素描形式临摹的《晚祷》。梵高临摹的《晚祷》（1880）现藏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那时候他刚学画不久，对米勒崇拜得五体投地。这里我想借用陈丹青系列节目《局部》（第一季第四集）中的一句话：“梵高在1881年左右开始下手学画。他临摹谁呢？
他就一直临摹米勒的画……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画家都是画贵族，画有钱人，画才子佳人这些，米勒却会说一个劳动的人是最美的。他自己就是农民，种过地……梵高一辈子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几乎全是农民，全是受苦的人，穷人。到了巴黎以后，他（笔下）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角色，也是在身边的下层人。”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对米勒的这幅杰作非常感兴趣，并据此创作了许多作品。
据他回忆，早年学校的走廊里就挂着《晚祷》的复制品，从那时起他就对此画痴迷，从中读出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特别是孤寂、永恒、性紧张与浓郁的悲情。
1933年，痴迷于弗洛伊德的达利在超现实主义杂志《牛头怪》（Minotaure）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古怪文章，标题是“对米勒《晚祷》中迷人形象的偏执狂的批评性解读”（Interprétation paranoiaque-critiquede l'image obsédante L'Angélus de Millet）。
达利的文中借用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 1846-1870）的名句“美得像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邂逅”，说明他自己提出的偏执狂批判方法的要义：通过“欣狂错乱的诠释图示”，揭示画家隐藏在作品中的梦境或潜意识思想。达利认为，这一诗意的视觉图像，“既是前所未知之境，又是崇高之境”，正与米勒70多年前完成的《晚祷》契合。
他在文中写道：画面把观众带到两个人在孤寂、昏暗中经历了漫长等待而最终相遇的意境之中，被耕作的土地代表有生命的肉体，插在大地上的三齿叉则象征男性对女性的征服。
其他一些论述细节也堪称荒诞，例如他声称，画中农夫的轮廓如同一把雨伞，而农妇则像一架缝纫机：“雨伞，超现实主义的典型物件，一个带有象征功能的物件”；而“那具缝纫机，特征突出的、人人认得出来的女性象征，她甚至拥有那根致命的、食人属性的缝针，那根缝针的工作就等同于母螳螂掏空其伴侣时所做的非常细致的那种穿孔”。
更直白些，农夫手中的帽子是为了掩盖其令人难堪的勃起，农妇恰似一只在交配中啃食配偶的母螳螂——在许多文化中，螳螂被称为“祈祷虫”（Praying mantis），或者因其被人观察到的“性食”（sexual cannibalism）行为而被称为“致命情人”。
除了超现实主义的文化艺术圈外，似乎没有太多人把达利的诠释当回事，但是这不妨碍他不断自娱自乐地通过作品“戏说”《晚祷》。后来他一再回到这一题材来，创作了大量以米勒《晚祷》为表、以他自己在《牛头怪》上发表的超现实主义诠释为内涵的作品。提到达利的私生活自然离不开一个叫加拉（Gala Dali，1894-1982）的女子。
他们相识于1929年，加拉比达利大10岁，此时已与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Paul Éluard，1895-1952，1920年代的法共成员）结婚11年并育有一女。达利与加拉很快堕入情网，1934年正式结婚（同年艾吕雅与一位德国出生的女艺术家结婚）。达利是个充满困惑、不安、生活与思想都杂乱无章的人，只有加拉能把他从疯狂中打捞出来并激励他的艺术灵感。
尽管加拉生活不检点，达利并不在意，他宣称加拉是自己的缪斯女神。
达利许多重要的作品中都有加拉的形象，如《赤裸的妻子看着她的身体》（1945）、《利加特港的圣母》（1949）、《原子丽达》（1949）、《耶稣受难》（1954）、《哥伦布发现美洲》（1959）、《基督教理事会》（1960），以及多座雕塑等。
总之，画中的人物都与达利的早年经历有关，超现实主义就是要把一些下意识的思想断片用视觉形象表达出来。
老实说，笔者不喜欢达利对米勒“偏执狂的批评性解读”与恣意发挥，他的“晚祷”类作品简直是对前代大师的亵渎。以上只是看过那个特展后的一点个人体会，写作中追踪到达利发表在《牛头怪》上的奇葩论文，以及洛特雷阿蒙那久已听闻而不解其意的古怪诗句，也算是些意外收获。
达利是个对新鲜事物充满热情并喜欢出奇争胜的艺术家，在弗洛伊德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之后，他又先后痴迷于当时自然科学的众多新成就：相对论的时空观，原子世界的组成，突变论描述的运动与变形，以及生命的物质基础等，都被他以超现实主义的视觉形象表现出来——懂或不懂，当然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些有趣的内容将在下一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