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16日，密西西比州，派克县。警方接到报案，赶到萨米特镇上的一间木屋，看到三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年轻的夫妻被锐器刺死，四岁的女儿被勒死。调查发现，所有线索都指向报案人，就是男性死者的继父。他在1991年给（继）孙女买过寿险，正是两年过后才能收益的险种，且在发现尸体第二天便申请了理赔。加之旧有的疑似骗保记录，警方相信他和三人的死脱不了干系，只缺少直接证据。
1998年，检方终于被间接证据说服，决定起诉。为了增加胜算，检察官求助了一位名叫威廉·巴斯（William Bass）的教授。法医人类学家威廉·巴斯博士把三具遗体的状态套进一条公式，估算出的结果是，死者在警方拍照时已经死去25-35天。这就是说，死亡时间很可能在1993年11月中旬。而根据嫌疑人的口供，他其中一次去到小木屋的日期刚好是11月16日。
科学家的证词，重挫了辩方“上门拜访过后很久才发生谋杀”的观点。法庭审理认定嫌疑人谋杀三人罪名成立，判了他死刑。2000年2月，罪犯因为3项谋杀罪被判死刑。检察官事后回忆说，假如没有巴斯教授，那个人很可能脱罪的。法庭的判决结果，对一种当时看来有些前卫的研究方式来说，算得上一次肯定。这种研究方式，就是巴斯教授创建的人体农场。用尸体做什么研究？回到1981年5月，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
一座1英亩的气质独特的研究基地，迎来了它建成后的第一具遗体。那是一位73岁的老人，生前患有酒精中毒和肺气肿，也有心血管疾病。遗体是由老人的女儿捐赠而来，本人和家人的捐赠也是研究对象的重要来源。田纳西大学的巴斯教授和学生们，给这具遗体编号为1-81，并把他放在一片水泥地上，任他自然地腐烂。为了不让动物把尸体吃掉，外面还套了一层铁丝网罩。
从此，团队为许多遗体的腐烂过程进行了日复一日的忠实记录，和各式各样的研究。这些研究，给需要判断死亡时间的执法人员，带来了丰盛的科学依据。这片1英亩的场地原本没有名字，巴斯教授为了发论文，才勉强给它取名“人类学研究设施（ARF）”。而从这里发出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人体腐烂过程中的昆虫活动，1-81到4-81都参与了。不少昆虫对死亡的气味很敏感，能从几百米乃至数公里外及时赶到尸体所在的地方。
巴斯教授的助教威廉·罗德里格斯（William Rodriguez）发现，在人体腐烂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昆虫前来繁衍，也会有不同的昆虫离去。一具遗体在空地放置1小时后，口鼻已有丽蝇出没。第一阶段是新鲜期（Fresh Stage）。温暖的季节，尸体从冷藏柜出来，在空地平躺不到1小时，丽蝇便早早赶来了。很快，雌蝇先在尸体脸上开孔的地方（如口鼻眼耳）产卵，孵化也在6-40小时内迅速发生。
幼虫开始以尸体的软组织为食，数量会在3-10天之间壮大起来。第二阶段是膨胀期（Bloated Stage），因为微生物对软组织的分解会释放气体，让尸体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这个阶段的人体，除了有大量丽蝇定居之外，也能看到葬甲科（俗称埋葬虫/食尸虫），那些甲虫不止吃尸体，也吃先来的那些蝇类。第三阶段是腐烂期（Decay Stage），气体散去，尸身不再膨胀。
丽蝇幼虫数量达到顶峰，而后大量飞离尸体，钻进土壤开始成蛹。尸体上的甲虫数量渐赶上蝇类。第四阶段是干燥期，尸体只残留少量组织。这个阶段开始时，能观察到的昆虫几乎只剩两类甲虫，隐翅虫科和露尾甲科；接着，又有另外三个甲虫科后来居上。甲虫们以余下的干燥组织为食，也取代蝇类，在数量上成为主导。至于尸体腐烂的每个阶段有多久，科学家发现，不同季节尸体的腐烂节奏也有所不同。总体看来，天气越热，尸体腐烂越快。
观察时间是1981年5月-1982年5月，为期一年。此前的文献记载当中，没有谁对人类遗体上的昆虫活动做过如此详尽的观察实验。这项研究发表在1983年的《法庭科学杂志》（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上，也成了杂志创刊起引用最高的论文之一。从那以后，不同昆虫的活动情况，都与尸体分解阶段对应起来，成了巴斯教授和同事们判断人类死亡时间的重要依据。当然，这远不是全部。
除了昆虫，科学家们还想过用尸体腐烂过程中渗入土壤的物质，来判断人类的死亡时间。比如，组织分解时会产生挥发性脂肪酸，时间越久释放越多，这些脂肪酸在土壤中的含量，也是尸体分解进度的一种体现。
1991年，巴斯教授的博士生阿帕德·瓦斯（Arpad Vass），用一年内不同时期死亡的7具遗体来研究这个问题，发现了有意思的规律：土壤溶液里挥发性脂肪酸的浓度（考虑体重和空气湿度之后），只与平均温度 (摄氏度，℃) × 分解天数的值有关，不论死亡时间是冬天夏天。瓦斯给这个值取名ADD，就是“累积日度”的缩写。
也就是说，假如一具尸体在平均30℃条件下分解了15天，另一具尸体在平均15℃条件下分解了30天，他们的ADD相等，尸体分解也应当进行到相近的程度，展现出相似的状态（零度以下计为零度）。此处的相似，不限于挥发性脂肪酸在土壤中的浓度相似，也可能是皮肤滑脱程度相似，或者骨骼暴露程度相似等等。这条规律很有用。
假如科学家能根据经验，把不同ADD值对应的尸体状态总结出来，在面对陌生尸体的时候，只要代入当地近期的气温，就能估测死亡时间了。还记得开头提到的小木屋一家三口被杀事件吧。巴斯教授看过尸体照片之后，便是根据皮肤滑脱情况、骨骼暴露情况、毛发脱落情况和昆虫活动情况这四种指标，估计腐烂尸体的ADD；再代入案发地深秋的气温，得出了死亡时间在25-35天前的结论。
这样，检方才有理由坚持三人大约在11月中旬死亡，促使法庭认定嫌疑人的罪名。假如估算结果落在12月初，嫌疑人就有不在场证明了。检察官说，他求助巴斯教授的时候，特意没提自己认定的案发日是哪天，因为他当时还对这种推算方式心存疑虑，想试试究竟可不可靠。至少从结果看，尝试是值得的。每具自然腐烂的尸体都会经历那四个阶段，但情况可能会比想象中复杂。
哪个公式也不是100%好用，有时几个表征还可能指向不同的死亡时间，令科学家陷入矛盾。2002年2月，一对夫妻报案说7岁的女儿失踪，他们前夜把女儿抱到床上就再没见过她。警方很快锁定了50岁的邻居，在他的房车和外套上，分别发现了一滴失踪女孩的血迹。他的家里和车上还有女孩的指纹与毛发，和女孩家地毯质地相似的纤维，以及女孩家狗狗的毛发。
看似铁证如山，但辩方也提出了怀疑：嫌疑人和女孩一家相熟，女孩常到嫌疑人房车里玩，最近还去过他家。以及，有人证实女孩失踪当天，她的母亲和嫌疑人在酒吧跳过舞，有些痕迹可能是那时转移到了嫌疑人身上。另外，当晚女孩父母召集多人在家聚会直到清晨，其他客人也有可能带走女孩。后来，尸体在乡间找到，死亡时间成了关键。
假如死亡时间被推定在警方严密监控嫌疑人之前，他很可能被定罪，反之便可能无罪，因为在重重监控下几乎没有条件弃尸。法庭上，几位法医昆虫学家都依据昆虫繁殖周期判定，受害人死亡时间在嫌疑人受到警方监控之后。控方求助的法医昆虫学家也不例外，只是他基于立场补充了一句：可能有别的因素延迟了昆虫活动。另一方面，控方请到的非昆虫学方向的法医学者们，则认为死亡时间在失踪后几日，那时警方对嫌疑人的监控并没开始。
专业人士的意见出现了分歧。也许是因为，几位昆虫学家虽然给出相似的结论，但各自推算的死亡时间还有差异，法庭没有采信他们的证词，嫌疑人被判了死刑。这份判决令外界产生过强烈质疑。许多人认为，在重大疑点尚存的情况下，量刑未免过重。直到日后从警方源头流出匿名消息，指尸体发现前不久，辩方律师曾经与检方谈判，期待用抛尸地点换取检方放弃追求死刑，大部分人心里的疑团才渐渐散去。
但即便如此，法医学者之间出现矛盾结论的源头问题也并没有解开。假如科学家能为尸体提供更丰富的环境，让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腐烂，也许有机会让一些复杂的情况得到解释。巴斯教授和同事们便观察过许多场景下的尸体：有裸露在外的尸体，掩埋后盖上混凝土板的尸体，困在生锈汽车里的尸体，藏在灌木丛下的尸体，被石头绑住沉入水底的尸体……当尸体裸露在外，蛆虫吃它的时候，常常留下最外面的表皮层来遮挡阳光。
所以，有时乍看新鲜的尸体，近看却发现里面已经被吃空，只剩骨架和一层皮。假如希望虫子吃得更干净，科学家们会给遗体套上黑色塑料袋。昆虫觉得外面已经有了保护，便能放心把表皮层也吃掉。这样的操作，有助于加速尸体的白骨化。外界条件稍有不同，尸体的分解进度条就可能发生不小的改变。比如，有人在室内死去，屋外的蝇虫未必很快赶到。如果科学家对一些影响因素不甚了解，就容易错判死亡时间。
当年，巴斯教授之所以下定决心开辟一块观察人类尸体的专用场地，也和一次失误有关。1977年12月，作为州政府聘请的法医人类学家，巴斯教授收到警方求助。南北战争期间阵亡的威廉·塞上校的墓被人挖开，棺材上面发现了一具无头尸，虽然高度腐烂，却还有粉红色的组织。警方认为他死亡不久，而墓主人已经去世113年。巴斯教授查看尸体之后，也相信死亡时间不超过一年，很可能有人把墓里的尸体调换了。
后来，警方在棺材里发现了前额中弹的头骨。另外，尸体有许多蛀牙，有些还很严重，却无一处被修补。一位穿着礼服的年轻人，却没有看过牙医的痕迹，不得不令巴斯教授开始怀疑，死者生活的年代没有牙医。不久，死者衣物的鉴定结果表明，材质皆是丝绸与棉质，没有发现合成材料。类似的线索越来越多，巴斯教授和调查组最终相信，那就是威廉·塞上校。
尸体看似新鲜可能是因为，密闭的铸铁棺材防水防虫防氧气，微生物的分解工作不容易推进。把死亡时间判断差了100多年，巴斯教授感到自己对尸体分解知之甚少。从此他便明白，一定要在自然环境下观察人体腐烂才行。而那时的巴斯教授，作为田纳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已经把系里的课程进化成了一整套博士生项目，正引诱四面八方的有志青年加入团队，也是时候搞个大事情了。他向学校申请之后，真的获得了1英亩的林地。
那曾经是校医院用来烧垃圾的地方，后来因为环保局不允许露天焚烧而闲置了。上文提到的那些前所未有的科学探索，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但真正让巴斯教授和他的人类学研究设施（ARF）声震海内的，并不是那些研究。人类愿意在死后被研究？“人体农场”这个名字，也不是从来就有。那是帕特丽夏·康薇尔的杰作。
从1985年起，她作为技术写作人员，在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师马赛拉·费耶罗（Marcella Fierro）的团队工作过六年，也认识了常来帮忙的巴斯教授。90年代初，康薇尔的推理小说《尸体会说话》，收割了爱伦·坡奖最佳新作与另外四项文学奖。以费耶罗博士为原型的女主角史卡佩塔吸粉无数，康薇尔也作为小说家正式出道。《人体农场》是史卡佩塔系列的第五本。
康薇尔写作的时候不确定，凶手在案发数日后才搬走尸体，会在现场留下怎样的痕迹。为此，她还请巴斯教授帮忙做过实验。小说《人体农场》出版之后，田纳西大学人类学系的电话连续几周被打爆，他的研究基地成了媒体访问的圣地。表示愿意在死后捐出遗体的热心市民，也明显多了起来。受到小说感染的不止普通市民，警方也开始习惯用“人体农场”来称呼那座设施，与那里的联系愈发热络。
从1998年起，联邦调查局（FBI）证据响应小组（ERT）的成员，每年都要在人体农场受训一周，学习如何找寻人类遗体，如何挖掘遗骸，如何收集和记录证据等等。但这也只是个开始。2000年播出的《犯罪现场调查（CSI）》剧集，拯救了收视不断下滑的CBS电视台，也打开了推理剧的一片天地。
自此，这部剧开始以大约每年一季的速度勤勉更新，情节很快蔓延到了人体农场：一位摄影师被人谋杀，凶手将他的遗体丢弃在人体农场，混入了研究用的尸体当中。从那以后，人们对“曝尸荒野”这件事的排斥仿佛减轻了不少，现实中人体农场收到的捐赠日渐踊跃。这座设施从1981年建起到2000年之间，年捐赠遗体数从来没有超过50具；而自2006年起，捐赠数据已稳定在每年100具以上，场地也慢慢趋于饱和。
虽然，1英亩的人体农场在2004年扩张到了2英亩，又在2013年扩张到了2.5英亩（相当于1公顷），团队还是免不了拒绝一部分捐赠者，就像上图深色条显示的那样。除了影视或文学作品的宣传之外，捐赠数量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激增，可能也有其他原因。
比如，田纳西大学退休教授、人体农场曾经的负责人理查德·詹茨（Richard Jantz）说，把遗体捐给医学院和捐给人体农场有很大不同，医学院不要肥胖的遗体，也不要接受过尸检的遗体，人体农场就不会拒绝这些。不止如此，医学院常常会把截肢者、有传染病史者、近期接受过外科手术者，甚至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都排除在外。相比之下，田纳西大学人体农场对遗体的要求少得多。
被限制捐赠的群体，只有HIV携带者、肝炎患者、肺结核患者，以及抗药性细菌感染者。当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多了一条新的限制：所有遗体在捐赠之前，必须接受死后新冠病毒检测，得到阴性报告才可以捐赠。人体农场的遗体捐赠计划（Body Donation Program）在1981年开启，如今已经拥有一套处理遗体的规范流程。
从采集生物样本（如血样、指甲、毛发），测量身型和体重，记录疤痕或文身所在位置……一直到遗体完全白骨化，整副骸骨进入“威廉·巴斯捐赠骨骼收藏”(William M. Bass Donated Skeletal Collection）为止。威廉·巴斯捐赠骨骼收藏，是全美最大的现代人骨骼收藏，有超过1800副骸骨，每年有不少研究者只为观察骸骨而来。
在人体农场工作的科学家们相信，每一具捐赠来的遗体，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最大的尊重。科学家对慷慨的捐赠者心怀感激，研究成果便是表达谢意的方式之一：从尸体分解当中发现的规律，可能促使更多的杀人凶手伏法，而这也是在保护生者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