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过去一年，人们在疫情中经历隔离，一切都慢下来。其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他们有的不得不终止学业，有的转成线上学习；有的滞留国外，有家归不得；有的历经艰难抢到昂贵的机票，却遇到防疫政策的一变再变；有的为了把宠物接回国内，费尽心力。《知识分子》收集了五位留学生的自述，回顾他们在2020年的经历，是为年终总结之一。
01 留美学生：艰难回国路
心系家里忧心如焚的母亲和患病的姨妈，刚从法学院毕业的何圆圆放弃在纽约刚找到的律师工作，计划回家。但昂贵的机票只是第一道关卡。看到“双阴性”政策出台的那一刻，她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绝望。回国前，她经历“惊魂”几日，又因为在网络上为留学生发声，受到铺天盖地的指责。应受访者保护隐私的要求，何圆圆为化名。文中所述时间均为美国东部时间。
2020年4月，大约春假的时候，美国疫情暴发。我当时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法律硕士，居家隔离了一个多月。5、6月份，我一直纠结要不要回国。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过年，非常想念家人。和我亲近的姨妈确诊肾部肿瘤，在医院做了手术，病情好转了许多，虽然有妈妈全程照顾，但我仍旧担心。
但当时，我还想继续在美国读博，由于特朗普政府给国际留学生设置重重关卡，如果回国，近期能拿到签证继续自己的学术梦想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退一万步，就算签证不被阻拦，所谓“第三国两周洗白”的程序在精力和金钱意义上都是巨大的折磨。
疫情中因为思念家人，我无数次地想回去，于是每天在微博上刷着“北美票帝”的回国经验贴，只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或者航班。
留言里，我看到有的人以每次一百六十多美元的价格连做好几次核酸检测，只是为了凑一个最好的时间去换得领事馆的绿码有效期，可以完全覆盖第三国转机的时间。
有人抱怨自己的航班被取消，五六万的机票只退回一张代金劵；有些人被黄牛哄骗，求助无门；有人在美国国内转了很多趟飞机，终于到达了洛杉矶或西雅图，坐上了回国的航班……我看了许许多多的网络分享帖，的的确确被吓到了，我的家庭不是父母可以轻轻松松拿出来十几万供我回国的类型，硕士学费是靠学校的奖学金和我自己的远程兼职共同缴纳的。所以我想，如果可以拿到签证，我就再熬一熬。
当时，我的精神状态也不好。课程停止，每天都在隔离，几乎不和人接触，和外界的交流完全依靠Zoom视频。非常偶尔地，会和我美国室友隔着厨房，保持安全距离聊天。失去了社会支持，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自己。焦虑，不安，孤立无援，我成了海里的一座小岛，感觉随时会被吞没。
我住的公寓楼下有个很内向的中国姑娘，她买到8月份的机票之后，回国的当天，在公寓自杀了。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在家里大哭了一场。
我并不认识她，如果早点相识，以我的个性，起码会厚着脸皮让她来家里吃饭闲聊，一起去没有人的湖泊划划船。因为隔离和独立生活，她没能撑过那段时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病毒已经不再那么可怕了，可怕的是人内心的痛苦。人真的不是只有吃饭睡觉就可以活下去，也需要意义和精神支持。在国外，大部分的我们并没有坚实的社交关系和文化归属感，这是语言能力再出众也无法逾越的障碍。
我们来国外就是为了学习或工作，在学习和工作中受到冲击，同时也在重建自我。与他人交往很重要，一旦这个部分停滞，生活中没有了快乐的来源，而严苛的课业要求和考试压力依旧，重心就会歪掉。就像是被秤砣压弯了的天平，整个人会掉下去。
9月，考虑到网络授课的学费性价比不高，我放弃了明年在法学院继续攻读实务型法学博士（Juris Doctor）的打算，转而在曼哈顿的一家小型律所确定了工作，11月入职。
10月下旬，我从明尼苏达来到纽约找房子，唯一的担忧是律所要求我去新泽西的临时办公室上班，而非远程办公，实体到岗无疑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我来自单亲家庭，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国内媒体上，美国早已水深火热。我母亲容易焦虑，觉得美国不论从哪个方面都非常危险，我无论如何宽慰解释，她都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听说我要在纽约开始上班，担心得不行，几乎整夜无法入睡，每天都打电话来催，要我快快买机票回家。
我疲惫不已，看着之后的可能需要的签证手续，纽约高昂的生活费用，还有之前欠下的学贷，无数的情愫涌上心头。最后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也要先回去，于是买好了11月底，一直被大家公认为最靠谱的去首尔转机的韩亚航空机票。10月21日，我打电话跟公司沟通解除合同，开始收拾在美国的家当细软。
10月30日，芝加哥大使馆公布“双阴性”要求，通知所有搭乘航班赴华人员必须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及血清特异IgM抗体检测，两项检测都是阴性才能入境，且检测+出结果+出健康码的时限要求在48小时之内。
看到这个消息时，我还没找到房子，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Airbnb。那个晚上真是我人生数一数二的“恐怖”夜晚。崩溃之下，我只能毫无头绪地在微博上搜索。
胡乱搜寻了很久，认识了许多和我一样回不去的网友们，一晚上进了十几个类似名为“（XXX地）回国&核酸血清检测交流”的群，每个群都有四百多号人。大家都在问，双阴政策里面的血清检测是什么？什么是lgM和lgG？要是有人是无症状感染后已经康复怎么办？美国有符合大使馆要求单独检测lgM的机构吗？血清检测的结果会让已经得过的海外中国公民永远无法回国了吗？
在群里的留学生们一起做搜索做到了半夜，把美国几个大城市的实验室和诊所搜了一个遍，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实验室，恐怕现在暂时没有。
而即使真有这样的实验室，我们也要掐时间48小时内做完两个检测、出结果、递交领事馆，再从里领事馆里拿到绿码。毕竟美国不是中国的工作机制，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五点之后真的会下班关掉邮件不干活了。如果运气不太好遇上了航班周一飞，周末检测机构是绝对不会上班的。我们当时心灰意冷地觉得，这条规定，几乎是彻底地把留学生能回去的可能性掐死，我们是彻底的难民了。
对我个人来说，这个政策意味着什么呢？
就在“双阴政策”公布的一周前，我因为决定回国，也抢到了以为万无一失的首尔中转机票，就坚定地退掉曼哈顿律所的工作offer，这意味着我的“未被雇佣期”开始计时。也就是说，我要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中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才能继续以合法身份留在美国。如若我之后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离开美国，可能就要成为“黑户”。
当时的曼哈顿很多办公楼已经人去楼空，法律公司都在寻求自保，找到工作已是极大的幸运，而主动辞去工作的我，所有的理智仿佛都被掏空，失去了几乎所有想办法的力气。
我发微博吐槽，却被网友攻讦辱骂，他们说：“怎么了，没钱回不来啊，不服忍着”；“你想回来你早就回来了，装什么装啊”；“真是娇气，多加点钱买点机票就回来了比在这儿哔哔好多了”；“我反正没觉得不妥，我觉得我的祖国在保护我。
”还有人说，“祖国建设的时候没你，千里投毒你第一名。”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的委屈几乎决堤，只能苦笑。曾在2020年一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寝食难安，在图书馆看不下去任何书的我，在还背负着学贷的情况下找朋友借人民币，一千一千地往武汉捐钱，和本地留学生一起筹措物资往国内寄。三月份顶住了爆发的压力，安抚住了家人，为了不增加边防检疫的负担，在什么管控都没有、航班也没有贵得那么离谱的时候，没有回国。
从未想到，今日也是因为没有早点回去，居然被我的同胞戴上一顶“自私”的大帽子。
双阴政策出台的时候，身边其他同样是国际生但是不同国籍的同学们纷纷回国，我辞掉了工作，买好了机票却只能留在这里。群里许多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也是签证快要到期，我们天南地北地讨论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止一个人提到了申请“难民签证”的可能。那也是二十多年以来，“移民监狱”第一次不是以“戏谑”和“与我不相干”的口吻出现在日常生活中，那时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我现在离这个词如此之近。
我很幸运，在已经放弃种种挣扎后，双阴政策政策颁布的第四天，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日，转机出现了。一位好心的学姐给我推荐了一个纽约当地的旅行社，告诉我，可以试试刷双阴性政策正式实施之前转机回国的机票。等待出票的那几天，几乎触底的处境反倒让我生出了一种平静感。最坏的情况当时已经在发生，失去工作，无法回家，只能眼睁睁看着签证一步步走向过期。
到那时，我肯定没有钱去请移民律师，想来成为黑户之后继续求学的梦想也会彻底泡汤。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我，人生仿佛在黑暗中一动不动，我也不知身在何方。帮我刷票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很紧张地给我更新消息，告诉我有哪些票没抢到，或者还有多少个小时新政策就开始实施了。我反倒不断地在安慰对方，告诉她没有关系，有没有票我都能接受，之后我再慢慢想办法就好了。以至于最后她都在不断地感叹：“你真的好乐观啊。
”没有任何办法，我只能去接受这份“别无选择”的豁达和乐观。
我退掉纽约的Airbnb，重新回到明尼苏达的公寓。11月4号早上，我和室友从前一晚郁闷的宿醉中醒来，看到了美国大选里民主党逆风翻盘。也就是那一天，能够只凭核酸报告就能离开美国去第三国转机的最后一天，旅行社帮我刷到了票。从得到消息开始，我没有吃饭和喝一口水，把一切都拿来赌上了这张机票。
我来不及跟任何朋友和教授告别，来不及收拾任何行李，只带上了电脑和护照和一个装了几件内衣、一件毛衣、一条牛仔裤和几本书的箱子，把在美国生活一年半所有积攒的家当全部留在明尼苏达的公寓，交给了室友（现在，感谢我靠谱的美国室友，它们在回国的路上）。早上，我急匆匆地做了一个加急的核酸检验，还没有任何结果的时候就坐上了去洛杉矶的境内航班。
落地洛杉矶的时候我才收到了核酸阴性的检验报告，也就是那一刻，我才知道，我要回家了。
到达首尔仁川机场后，终于换到了去上海浦东机场的机票，之前害怕又再一次带给家人空欢喜的我，此时才敢拿起手机给妈妈打了电话。妈妈计算着美国时间，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大晚上还带着一个口罩在外面走？”我才告诉她我到了首尔。
那个瞬间甚至有些蒙太奇，脑海的画面里我穿着适应明尼苏达气温的羊毛外套在炎热的洛杉矶过安检，身边是首尔的半夜，空旷的机场大厅里面，到处都是24小时免税店，人们说着我听不明白的韩文。而手机视频那端的国内爆发出尖叫，妈妈和其他的同事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在恭喜我做到了，音量传递了他们的狂喜。
在洛杉矶机场，我给朋友们写下一段话：“因为航空新政策而匆忙离开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在旷野中无依无靠的我，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坚实的家。但也因为票出得太突然，没有机会跟这些给了我归属感的朋友和老师们好好的告别。只好在处理完繁琐的登机手续之后，一个一个地给他们发短信和打电话，第一个电话完我整个人就不行了，想起了很多过去生活的碎片，在机场哭得路人侧目。
在洛杉矶机场156号候机厅，你可能会看到人群里面一个亚裔姑娘在呜咽着说着不太清楚的英文，很别扭地在哭，口罩盛住了她的眼泪。擤鼻涕的时候，一个用日文打着电话的大叔嫌弃地离开了原来的座位。她用纸巾擦干净了脸，换了新的口罩，把机票从背包里掏了出来，准备排队进机舱。
不管怎么样一段新的生活肯定是开始了，希望勇气与我常在。
02 留美学生：为何大学网课是“谋财害命”？
美国疫情暴发的时候，李语秋是在埃默里大学上学的大三学生。疫情中，她暂停了学业，回到国内一家NGO实习。最近，她给学校校报写了一封信，细数网课的“罪过”。
给所有在网课中挣扎的学生的一封信：恭喜你成功地在这个网课地狱里坚持了这么久，真是辛苦了！我不知道你下学期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是再也不会上网课的。在这封信里我会详细讲述我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如果你的学校也准备下学期继续线上教学，我劝你读一读这封信，思考一下教育的初衷，以及网课是否违背了这个初心。
简而言之，我认为网课违背了我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学不到知识，还谋财害命。
在我们申请大学之际，我们都被中介或者学校的老师问过：“你为什么要上大学？你上大学是为了获得什么？”我不知道诸君的答案，但是我的答案一直是：我想多了解我感兴趣的专业和我感兴趣的其他知识。在我作为埃默里大学学生的前两年里，我一直奉行着这一观念。因为好奇，我上了一节哲学课，随之把社会学专业转成了哲学社会学双专业。
因为感兴趣，我在大学期间还尝试了许多非本专业的有趣课程，例如现代舞、俄国文学、室内攀岩、拉丁语、艺术史、藏语以及中世纪基督教。正是通过学习这些课程，我看到了一个比我见识的世界更广阔的天地，我认识到了文化间的不同，也看到了人世间相通的苦难和喜乐。如果我不曾上过大学，也许永远不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有机会这样如饥似渴地汲取有趣的知识。
但是网课剥夺了所有这些大学该有的体验。
网课和面授课实在大相径庭，不仅仅是作业量大幅加码，学会如何使用网课系统反而占据了大部分学习时间。本学期我只修了12个学分（4节课，最少课量），但平均一周就有5个不同类别的作业要交。然而在以往的学期里，当我修21个学分时（6节课，几乎是课量上限），作业也至多是一周2项。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上的课大多是文科课，而文科评分又主要依赖于上课发言以及期中期末的论文。
不过不止我一个人觉得网课是劳心劳力学不到太多知识。我的两个美国同学也这么认为，一个说自己整天焦虑担心自己少交了作业，另一个天天因为教授们参差不齐的宣布作业方式（有的用网站，有的用邮件，有的只在网课时宣布）而花了大量精力在找作业上。整个学期与其说是在学知识，倒不如说是在和作业进行障碍跑，与学习这一意义背道而驰。
从我这一学期的经历来看，学到的知识和提升的眼界相较线下课程实在差距过大。但网课的缺点却不仅仅止于无法提升学识，作为高等教育，它在满足结识人脉、拿到文聘以及和朋友享受生活方面都没有过人之处。
首先，网课完全不能满足学生想要认识更多同学的心愿。尽管我上学期的每节课都有要求小组合作，但是一学期下来，我对于我新同学的了解也只限于他们的名字、时区以及写作风格。无法面对面的相处，实实在在限制了我们社交的可能。
其次，如果你上大学的目的是最后拿到一纸文聘去求职，你也并不一定要委屈自己上网课。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许许多多的学校和公司都经历停摆，即使你选择在这时不上网课，相信大部分的公司和单位还是会理解的。而且，网课时期的成绩忽上忽下不好预测，拿到低分的可能性也比线下要出很高。如此来看，网课反而可能是一个让GPA不升反降的选择。
再者，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那些对于大学社交生活的憧憬只能在这个网课时期沦为泡影。国内，上课的同学们可能隔着好几个省，在国外，学生们每一次的社交都冒着可能被传染新冠的危险。
综上，网课其实并不能满足大部分学生对于大学教育的期待，不仅不能满足，网课甚至还要赔进学生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一场病毒大流行里最需要注意的难道不就是健康吗？
在健康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国际学生。我在3月份回国，开始远程上网课。
我本来以为，自己的课程是周一和周二晚上11点到12点多，应该不会太影响睡眠。但学期开始了之后我才发现，由于上课时精神高度集中，下课后很难马上放松精神入睡。每次上完课，我都需要缓个一两个小时才能睡着，于是我这个学期的平均入睡时间直线下降到了凌晨三四点。但同时我又试图兼顾早上9点开始的实习，并与我身边的家人同事过一样节奏的生活。于是不上网课的时候，我又十分努力地按照北京时间作息。
然而刚刚调好的睡眠时间又会被新一周的周一完全击垮。网课的不规律作息让我的生物钟完全混乱。但是我已经算是留美网课生中幸运的了，我的许多同学的课表都是凌晨3到5点的。大部分人的睡眠直接被切成两段，三四点时要起床听75到90分钟的课。这种授课效果不言而喻，但严重影响睡眠这一点就给留学生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我自己也能亲眼看到这种危害。
据我所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女生，由于不规律的作息，开始出现月经不调。月经是否正常是女性判断自身健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时，我开始惶恐网课到底对我的身体还造成了哪些我不知道的危害。我更觉得悲哀，我既然意识到了网课在迫害我的健康，我竟然对它束手无策，眼睁睁地任由它破坏。而且令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我竟然还是花钱买罪受。
高昂的学费一点没有因为改成网课而减少，我每每想起这些总会觉得，网课实在是“谋财害命”的存在。
我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你也能思考一下，这样无法满足教育初衷还谋财害命的网课是否是必要的，下一个网课学期是否还应该继续。我希望大家都去为自己的健康考虑，如果有可能找到工作或志愿者机会，诸位可以选择去用下个学期做一些对自己和社会有益的事，而不是继续在网课里无意义的挣扎。
祝好 李语秋
03 留英学生：疫情摘掉了我的“滤镜”
2019年，古典赴英国卡迪夫大学读新闻学，2020年拿到硕士学位。疫情中，他的留学生活因停课慢了下来，然而回国后，他发现世界在他身边加速了。很多人会觉得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很惨，但我回想起在英国滞留的那段日子，反而是我今年（注：2020年）最开心的时候。
当时的课业压力很大，我很想歇一歇喘口气，正好学院因为疫情停课了。于是，我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做一到两道菜，在码论文的同时也有足够的时间发呆。我当时的想法是，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段学生时光了，我要抓紧时间，及时行乐。
英国的lockdown政策不严。到了夏天疫情稍稍好转的时候，我开始跟朋友在公园见面，野餐，躺在草地上聊八卦，聊到西边的天空被染成紫色，然后告别。那真是我人生里最惬意的夏天，没有奔忙，没有失意，好像除了慵懒也没有其他的打开方式。
在这种“恬不知耻”的静好里，我甚至都没察觉到我身处在一个被疫情颠倒的世界里：大量的人失业，而政府的救济金没法马上到位；英国的GDP下降25%，比08年的金融危机还要糟；威尔士的医生和武汉的医生一样崩溃，甚至拿垃圾袋当起了防护服……新闻里描述的英国好像是个平行时空。我认识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过着和以前差不多的平静日子。
真正的兵荒马乱，从回国找工作开始。疫情首先影响了我的实习。由于一直买不到机票，我被困在英国，直到7月份才回来，错过了找实习的最佳时机。而我在香港留学的朋友5、6月份就回国了，找了线下的实习工作。我选择了线上实习，给国内一家媒体作助理，也给美国的一个小媒体写过几篇英文报道。但因为见不到人，缺少面对面的线下交流，感觉只是纯粹在完成一些任务。
因为疫情影响，很多媒体岗位都没有开放。8月，我在北京投了一圈媒体，全部止步于面试；9月，我跑到广州的一家杂志社实习，渴望一个转正的机会，熬了一个月后又逃回了北京；10月，我改变求职期望，把目光投向中小型媒体，面了两个都中了，最后选择了其中一家做创投报道的行业媒体，目前仍在试用期。
有一段时间，我失落，抑郁，觉得自己无论在哪都是个边缘人。在英国的时候，这种边缘感来自于肤色和语言。买东西时遭遇白人店员的不礼貌，我怼不回去；当地同学开心地说笑，我插不进去一句话；做心理咨询时，用英语表达不清楚自己的困惑；去医院里看病，听不懂医生的指示……在这些微小的瞬间里，我都觉得自己像个二等公民。
回国之后，这种边缘感没有减轻。一个学人文社科的留学生，很容易满脑子星辰大海，喜欢依附在那些似懂非懂的概念里解构这个世界。但一扔到求职的汪洋里，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我没有丰富的经历，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也不懂得如何在面试里表现得自信和强势一点。在杂志社实习的时候，我每天在潮汐般的挫败感中匍匐前行：找不到选题，写不出稿子，觉得这里不需要我。
后来，我有幸在广州和黄灯老师聊了一次。那时，她写的《我的二本学生》在网上引起热议，我就找她聊了聊年轻人的出路问题。在教育红利不断消失，就业环境愈发严峻的今天，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她当时说了一句话，点醒了我：“你们这些好学校的孩子，不肯给自己试错的时间。人生里就是有一些日子，你会犯错，你会停滞不前。没有谁能一直顺下去的。”
我忽然意识到，无论是在英国的那段平静日子，还是边缘感，都是一些自以为是的想象。总有一些人冲锋陷阵，我的平静完全是他们的坚忍和牺牲托举出来的；我也没有边缘过，只是一个从头到尾的普通人，不过是有幸见到了星辰大海的样子，但我也没有因此而闪耀。
如果说疫情对我有什么改变，那大概就是我摘掉了更多的滤镜，比以前更了解生活的真实模样。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平，但也没有那么绝望。在一次次自我推倒和重建后，我终于有了再出发的勇气，去做一个更丰盛的人。
04 留意学生：疫情把整个计划都打乱了
24岁的纪米在意大利米兰伦巴第地区留学，疫情中，他结束了学业，回国工作。以下是他在意大利的见闻。应受访者保护隐私的要求，纪米为化名。
3月时，意大利在欧洲国家中算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除了进超市买菜政府要求强制戴口罩，街上戴口罩的本地人并没有很多。最先对当地疫情有警觉的是华人餐馆，即便生意不错，华人餐馆也纷纷关门歇业来尽量减少聚集与接触。这苦了我们这些靠中餐过活的华人留学生，学校周边有家很好吃的中餐馆，疫情后，我几乎再也没有吃过。
可能因为清楚国内的讯息，中国留学生在新冠防护上都非常谨小慎微。每次买菜回家后，我都会把外套提到门外先用酒精从上到下做一遍消毒。可能意大利人天生乐观，即便总理孔特宣布封城，本地人也并没有太遵守，依旧遛狗运动晒太阳，一切“岁月静好”的模样，网络世界得到的讯息与公寓窗外看到的场景让我有种割裂感，新冠可能没有网络上说的那么严重？有时候我甚至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口罩很不好买，欧洲没暴发疫情前，我去米兰跑了两次都没买到。
也有意大利人因为新冠疫情歧视中国人。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老人看到我是中国人，就让我离他远一些。意大利在欧洲是小国家，本就有点排外，这件事情算是导火索。
当地真正的改变是在5月，相较于3月中不到五万人的感染数，5月时的感染人数几乎比三月感染人数翻了四倍多，街上戴口罩的人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我想不断新增的确诊让这些本地人也开始害怕了吧。
2月伦巴第地区发现疫情停课时，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觉得停一周或两周就差不多了，想着可以休息看看书，没想到后面情况麻烦，把整个计划都打乱了。
与原本规律的上课和去图书馆相比，在家上网课让我难以集中注意力。很多时间花在了漫无目的的游荡中，我常常待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一会儿翻下手机，一会儿看下新闻，整个人特别颓废，效率非常低。我知道学业压力很大，但就是不想学习，不干正事地胡思乱想。因为不太懂意大利文，我的信息相较闭塞些，对当地的疫情进展的新闻不能第一时间得知，所以会很焦虑，不知道未来怎么办。
学习体验变得特别糟糕，因为我的专业是需要每天沉浸在学习的知识点内，做研究和学习占据了我每天的大部分生活。就好比当你把一个事情，不管是学习还是事业，作为生活中一个重心，那当你的重心因为外力出现一点点哪怕很小的问题时，都会觉得反馈过程把小的问题放大的特别严重，会特别有挫败感。
5月份的时候，我开始查询回国的航班，为回国工作做准备，由于抢机票的时间和考试季重叠，学业的压力与可能无法按时回国的焦虑叠加在一起令人有些绝望。研究生的学业本就非常紧张，疫情打乱的学习节奏更是雪上加霜。
回国很难买到机票，国家不时更新的政策又让回国的难度加大。同一间公寓里的两位舍友在3月9日晚知道意大利总理孔特发布封国的信息后，随即预定了当晚接近凌晨的航班，并匆匆只带上了手机钱包护照等随身物品直奔机场。当时我觉得这样的反应有些过度，现在看来反倒有先见之明。
05 留英学生：三趟有惊无险的航班，五次核酸检测
赵亚杰在英国剑桥大学读遗传流行病学博士。为了学业，他回到国内过年后又再度前往英国，赶上英国的病例爆发期，直到封城结束才有机会回国。线上跟进项目的过程中，他发现疫情也在悄然改变着学者们的工作习惯。三趟有惊无险的航班，五次核酸检测，这是他在疫情年的“奇幻漂流”。
故事要从2020年一月份开始，在国外从本科读到博士的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回国过年，难得读博之后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于是向导师申请了两周假回国过年，没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决定为我开启了魔幻的一年。
回国是在2020年的1月20号，买机票的时候还不知道“人传人”的消息。为了省钱，我买了路线曲折的转机机票，经伦敦到三亚，再回北京。当时我还顺便预订了回程机票，想去武汉玩儿半天吃个热干面再回去，就选择了北京-武汉-伦敦的行程，结果那两张机票到现在还是未使用的“open”状态。虽然退了票，但一直残存在系统上，永远无法成行。
落地北京，打开手机跳出来的就是各个APP推送的专家组宣布病毒人传人的新闻。说来也巧，我们航班的前一班就是从武汉飞来北京，当时在行李传送带前的人们大多都已经戴上了口罩。我刚从英国回来，手边根本没有口罩，于是站得远远的，等从武汉来的乘客取完了行李才到传送带旁边，这算是和新冠病毒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这个假期最终也没过好，过年安排因为疫情全盘打乱，只能宅家和导师们开线上会议。原本打算回英的计划也因为武汉的封城而搁置。一次和第二导师开完电话会，她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在国内这么久，进度已经比其他人落后了。”那时候，他们可能还觉得这种病毒只会在中国蔓延，其他国家并不会受到影响。
不得已，我开始定返程的机票，北京直飞伦敦。2月11号回到剑桥，我按照导师要求开始14天自我隔离。本来按照英国官方的要求，除了去过武汉的人需要隔离，其余的人都不需要，但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地点在医院里，导师要求我隔离。不过这种隔离也没有强制措施，全靠自觉。
这时，英国的疫情在不断地恶化。当时我在群里和同一届的英国博士说疫情有多严重，英国应该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之后，他不屑一顾甚至略带嘲讽地说：“难道像中国一样封城吗？”没想到这哥们儿一语成谶，没过多久英国就全国性地lockdown（封锁）了。
全国封锁之前，各个学校都接连宣布暂停线下授课，但是牛津和剑桥学期短，一直撑着，想熬过这个学期然后再让学生回家，结果周围的很多同学错过了购买机票的最佳时间点。
趁机票价格还没有飞涨，我买了3月23号新加坡转机回国的机票。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带了一大包鞋套、手套、护目镜，为了轻装简行连托运行李都没带。然而计划终究赶不上变化，出发前一天，新加坡政府宣布禁止转机，我赶忙买了第二天伦敦-迪拜-香港-上海的机票，没想到香港特区政府也宣布禁止转机。之后回国的选项就很少了，又咬咬牙，买了一张下个月国航的直飞，结果“五个一”政策不期而至。
很遗憾，这张机票最后也被取消了。
航班取消了这么多次，整个人也都没什么想法了，而且直飞和包机的机票都近乎天价，只能和英国人民共存亡，就地抗疫了。开始时候还算是岁月静好，但长期独居后，无论是睡眠还是精神状态都在不断恶化，期间还感冒了很长时间，也曾担心自己不幸中招，但万幸核酸检测是阴性。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七月中，那时英国的疫情已经因为封城得到了有力的控制，限制放松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去市中心的麦当劳买了巨无霸套餐，然后躺着国王学院门口的草坪上，看着周围往来的人群，有一种疫后余生的感觉。
当时是一个全球疫情短暂缓和的窗口期，回国的航班多了起来，价格也降了。我怕再憋着出问题，就决定回国。七月初开始填健康码（那个时候还不需要核酸报告），买了直飞到广州的单程机票，没想过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在广州隔离结束后顺道在市区逛了逛，看着汹涌的人潮，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人间。
然而，回国也意味着开启隔着时差的远程读博生活。这场疫情打破了发达国家一直所提倡的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疫情期间和我导师一天的交流比之前一周的交流还多。导师从一开始的“不要工作到太晚”到之后在我表示要去睡觉之后说“把代码提交到HPC上，不要浪费系统运行的时间”，也只是用了短短几个月，大家似乎都适应并习惯了只要是工作时间，就应该并可以在工作的节奏。
2019年圣诞，我们所的办公室已经没有多少人，更不要提认真工作，还组织了各种活动，整个所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而2020年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项目进展会，连平安夜的前一天都还有项目讨论会。
转眼间，这奇幻的一年就要过完了，在辞旧迎新的节点，北京出现了散发的病例，英国高传染性新冠病毒新分支的出现让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真正的曙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降临，但是我们似乎都已经习惯并适应了与病毒共存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确定的依靠。兵荒马乱的2020，真的是痛并快乐着。
06 留澳学生：离开墨尔本，道别没想到如此仓促
从2015年到澳洲读研，到2020年回国，来自北京的Rudy Wang在墨尔本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养了两只小猫，也打算留下工作。但5月开始，南半球入冬，澳大利亚的疫情多次反复。疫情改变了她留在澳洲工作的决定，也让她的心随着飘洋过海回家的小猫们起起伏伏。2020即将结束（注：本文写于2020年圣诞节），然而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个开端。
这一年，我从南半球回到了北半球，从一个推开门可以看到湖畔的公寓回到熟悉却有些不习惯的父母家里，从每天坐火车去上课变成了每天赶地铁去上班，从二十多岁变成三十岁……这一年，唯独没变的是我依旧还和我小白，小飞侠一起生活。
小白和小飞侠是我在墨尔本养的猫，他们是一对儿，一只是纯白色的，另一只有着虎斑花纹。除了进食和睡觉，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互相欠招儿然后扭打在一起，然后再和好再欠招儿。每天清晨，太阳照常光顾家里的客厅，这时的小白和小飞侠就会消停片刻，蹲在猫爬架上思考他们未来的猫生。
我做好了留在澳洲工作和生活的准备，向政府申请了工作签，以为这样的日子会循环往复下去，平静又美好。
咔嚓，疫情来了。
5月，墨尔本在疫情的逼迫下实施了第一次封城。刚开始封城的日子并不难熬，我很享受这种安静的生活。我住在离墨尔本市区不远的东南边，这里临着河边，公寓楼下有我最爱的咖啡店。每天起床后，我都会下楼去小咖啡馆买一杯摩卡，和老板寒暄几句。这时，居民已经开始乖乖戴口罩了，而部分没有买到口罩的墨尔本人会用围巾将自己包裹严实。
即便在这个阶段，墨尔本人乐观的心态还是为这个萧条时期增添了些温情。有人发起‘We’re going on a bear hunt’活动，人们自发地在家门口或者窗台上放些微笑着的小动物玩偶（刚开始只是Teddy bear）去鼓励其他人积极地面对生活，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一起攻克难关。
2020年7月，南半球迎来近几年最冷的冬天。由于确诊病例激增，墨尔本和北部的米切尔郡7月7日宣布施行第二次封城政策，近500万人被要求居家隔离，持续六周。
自墨尔本3月疫情开始蔓延后，我在家空呆了小半年。我看着太阳每天照常升起，却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某一天，我站在公寓的阳台上，才发现之前楼下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早已经变得光秃秃了。
随着封闭的时间越来越久，我的心境也开始变化。每天闲散的生活让我开始担心，等疫情结束我再去工作，还能否适应社会。
墨尔本的疫情看不到尽头，很多企业倒闭，就连开了几十年的老餐馆也无限期关张了，包括我家旁边很火的面馆。我担心，在这种境况下我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因为疫情的影响，体检中心一直无法预约，所以我的澳洲工作签证因为没有提交体检报告而停滞不前。
但另一方面，在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我不确定回国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段时间，我失眠得厉害，在这些不眠的夜里我就会呆坐在书桌前，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在这里生活的片段。
我跟爸妈通了个电话，与他们商议是否要回国。打完电话后已是深夜，我一直睡不着，清醒的大脑飞速运转，这让我崩溃。
最后，我下定决心买了9月6号的机票回家。
这段日子里，小白和小飞侠是我最大的慰藉，我必须要带他们走。于是，一场运送宠物的游击战开始了。7月中开始筹备，帮它们打疫苗、找中介、做检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最后预定了8月25日猫咪回国的机票。我想着，猫咪先到家，等我回去后就可以与他们重逢。
然而23号的晚上，中介打电话告诉我说不能运送宠物了，因为香港关口关闭，所有的宠物都只能滞留在那边。听到不能飞的消息后，我的心都空了。而这时，离我回国的日期只剩下12天，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找别的解决办法。
当晚，我辗转反侧，整夜未眠，陷入焦虑的深渊。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找其他中介。在无尽的等待中，负面消息接踵而来。新闻报道里，有些黑心中介在疫情期间将猫咪从香港偷渡回大陆。部分中介在进行水上偷渡的过程中，被水警突击检查，就无情地将宠物们扔下海，看着他们淹死。
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让猫咪去冒险，所以我决定先将我的猫寄放在朋友家，等待香港关口再次开启。
8月30号晚，小猫被朋友接走。当时的墨尔本已经开始施行更高阶段的封城警示，所有人的出行的距离只能在离家的五公里内。朋友只能从政府要到超五公里的外出许可后，以上班为由来我家接猫。我不知道何时才能与他们再次相见，眼泪不受控制地一滴一滴往下掉。
同时，我抓紧时间收拾东西以及办理各种回国手续，并终止了澳洲工作签的办理。
之前，我无数次地在脑海里排演与墨尔本道别的场景，但我真的没想到，真实的道别会是如此仓促。9月5号，我坐上了从墨尔本飞悉尼的航班，在悉尼隔离了一天后，再飞厦门。路上的九个小时，我没吃没喝没睡。窗外，澳洲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我知道这次离别也许没有期限。
回到家后，我一直惦念着小白和小飞侠。早上起来意识到身边没有毛茸茸的小团子时，心里总会隐隐作痛。
11月28号，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从澳洲运送宠物回国的中介。航线曲折颠簸，小毛团子们要从墨尔本飞到悉尼，再从悉尼飞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澳门，再从澳门回到大陆。这条路最保险，最安全，但也最波折。
两只猫咪的疫苗文件，运送前需要准备很多材料，所以如果是靠谱的中介全部包揽的话，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由于疫情变化，行程推迟了一天。终于，12月18号中午，小白和小飞侠到北京的航班落地。
他们被关在巨大的猫咪飞机箱里，瞪大了眼睛看着外面陌生的一切，喵喵叫着。猫笼子里散发着恶臭，笼子用绳网套住，网子外面还捆住了铁丝。小白的鼻子被刮掉了一小块肉，血痕在白色的毛发上显得无比刺眼。内疚感直击我内心，我哭得稀里哗啦。
但我庆幸的是他们都还活着，还能叫能喝水能吃东西。送它们洗完澡后，我瘫坐在房间的椅子上，看着他们俩在身边，大脑好像停止了运转，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
12月25号圣诞夜，我坐在办公室里打下这结尾的段落。透过窗户张望出去，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霓虹灯闪烁着迷幻的光。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变得有点模糊，只留下五彩斑斓的小圆点在我眼前若隐若现着。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确确实实回到了北京。这儿有我的家，有我的朋友，有我喜欢的五道营胡同，有我最爱的摇滚乐队，还有放在书柜上面的落了土的吉他。
当大家还在感叹2020这一年有多么魔幻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期待2021年的崭新景象。